经济特区――开启我国走向世界窗口.docVIP

经济特区――开启我国走向世界窗口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借鉴西方经验、实行对外开放，一度被称作异端受到批判。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刚刚开始的时候，同样遭遇了如何借鉴国外经验的困扰。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伟大气魄，冲破“两个平行市场”的思想困扰和体制障碍，果断地做出了建设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并精心浇灌这一改革开放的“希望之花”，使中国由一个在计划经济和封闭状态下进行建设的国家转变为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进行建设的伟大国家。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当中国奋力前行于全球化状态下的世界发展大潮之时，建立特区的伟大实践仍然给开放的中国以巨大的精神支持。 “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宣言书”中首次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紧迫：“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 刚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急于改变现状的广东人首先想到了香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在自由港政策下迅猛发展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昔日“政治边防”、“阶级斗争前哨阵地”的深圳随着国门的洞开而躁动起来 党的领导者们也注意到了香港。为了寻找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途径，国家计委和外贸部于1978年4月组成港澳地区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5月，回到北京的考察组将《港澳地区经济考察报告》送达党中央最高决策机关。这耳目一新的建议令中央领导层为之振奋：利用和引进港澳资金、技术、设备，迅速发展沿海经济；把靠近港澳的宝安(即现在深圳市)、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三五年努力，把两地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 邓小平也时刻关注着香港，关注着广东，思考着中国怎样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带着广东省吸引外资、加快发展的方案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在听取这次汇报时兴奋地说出了他深思熟虑的战略思想：“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按照邓小平的思路，1979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市分别划出部分地区，兴办“出口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根据实践和认识的深化，提出把“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规定“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主要是吸收侨资、外资进行建设”。这就规定了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取向。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赋予“特区”以法律地位，并提出了建设“综合性特区”的新思路。这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同时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明确要求把特区建设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 靠着敢试、敢闯的一股韧劲，到1985年，深圳仅用5年时间将工业企业发展到907家，总产值26.5亿元，全市人均收入4100元。昔日涌向香港的深圳人又回流到了深圳 有个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放 随着特区的发展，问题接踵而至。由于“左”的思想长期束缚，使特区这一新生事物遭到了多方面的责难，开创新事业的建设者们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压力 XX年代初，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两大突出问题：一是精神污染，国外资产阶级思想同国内某些势力相结合，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经济领域出现走私贩私、贪污犯罪等严重案件。这个问题影响到了特区。“左”的思想根深蒂固的人，对特区看不习惯，把特区看成资本主义的复辟，借“总结经验”之名，攻击、否定特区的政策和做法。深圳人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众说纷纭之时，邓小平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到深圳；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到珠海；1984年2月8日，邓小平到厦门。邓小平一路走，一路听，一路看，深思着各种各样的议论，筹划着特区今后的发展方向。看和想的结果，形成了坚定的决心，把特区人杀出的“血路”开拓成宽敞的阳光大道 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对创办特区给予充分肯定，提出殷切期望。邓小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月29日，邓小平为珠海人写道：“珠海特区好。”2月9日，邓小平又为厦门写下了饱含期望的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简短的题词，清除了特区人心底的担忧，回击了对特区的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