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干部前途和人民幸福挂钩.docVIP

让干部前途和人民幸福挂钩干部前途由谁决定，一直是一个在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不小反差的问题。求诸理论，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揭示到，权力来自哪里，便向哪里负责；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根本点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如是，则干部前途由人民决定，干部进退荣辱与人民幸福呈正相关关系，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而考诸现实，人民能把干部怎么样？干群双方却都有些“不搭界”和“没感觉”。“人民”一方的直接感觉是，官如流水，来去匆匆，毁誉虽存心间，进退我能奈何？“干部”一方的直接感觉是，进退在领导转念之间，荣辱由上级喜怒主宰，百姓其奈我何？人民长得啥模样，人民幸福啥状态，不必清楚，而上级家门朝哪开，领导喜好是什么，则必须明了。如此一来，干部前途谁来定，与什么挂钩，就出现了与人民幸福挂钩的“正挂”说，和与上级喜好挂钩的“倒挂”说。无疑，“正挂”，则人民之福日增，“倒挂”，则人民之祸难免 其实，自打有了权力，有了权力授受，有了权力的行使者――官员以来，防止权为私用，希冀“官运与民福齐飞”的努力便不曾停止过。人民主权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更为这种理想变成现实提供了可能。远的不说，近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向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向作出的诸多努力，便是明证 一般说来，那种在权力授予、行使和监督过程中，发生了“易位”乃至“转向”，背离设权、用权的初衷，导致官员产生“权由上授”的感受，从而唯上是从，由嘴上标榜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变成实际中的“当差不事主，总是二百五”的现象，应该作为我们考察的起点。“易位”也好，“转向”也罢，无非是由于，在这种权力的授予、行使和监督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层次性，以及由这种层次性带来的上下各层级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否则，怎么那些实现了直接民主的地方，干部向人民靠拢、同人民幸福挂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如此强烈呢？在那里，人民当家作主，是靠一张张选票做支撑的，“主”做得有底气，人民幸福与干部前途之“钩”，因而也就挂得具体而真切。也是在那里，干部的进退荣辱，是靠张三、李四一个个具体的“人民”来决定的，人民是由一张张生动的脸、沉甸甸的“票”组成的。人民公仆们十分清醒，只有依靠人民、感恩人民、报效人民，把干部前途之“钩”挂向人民，这个“钩”才能“挂”得牢靠 民主的成本规模考量，使直接民主只能遗憾地止于某一层次。于是，权力的间接委托便不可避免。层次愈多，委托人意志被扭曲的可能性便愈大，人民的幸福诉求、人民实现幸福愿望表达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便愈小。同理，干部权力“为民所赋”的感受便愈模糊、愈不真切，“权由上授”的感受便愈强烈，唯上是从的行为便愈自觉。加之权力本身腐蚀性的无处不在，权力行使者免疫力的参差有别，以及以权谋私冲动的如影随形，我们可以断言，这种层次性、信息失真和腐蚀性的叠加效应，便使一般意义上干部和群众利益关系的直接性、正相关性大打折扣，乃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行渐远，变成了一种“顽症” 特别需要正视的现实是，制约干部前途与人民幸福挂钩的主客观不利因素，在今天不仅存在着，而且越来越严重地离间着党群、干群关系，瓦解着党赖以执政的阶级和群众基础，使得我们绕不过、躲不开。比如，长期执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干部既得利益支配下的“利益共同体”意识在滋长，“屁股决定脑袋”，权力观矫正遇到了赤裸裸的利益挑战而难度增大；一些机关“三门干部”充斥，他们“地气”不接，衙门习气、少爷脾气见长，与基层群众的情感距离在拉大。比如，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和“政治承包”的压力型领导体制下，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只要群众不上访，便心无旁骛地招商引资搞城建，一心一意地经营GDP，千方百计地追求利润――税收，成了一个大公司。这个“公司”生产的产品和人民福祉的联系紧密与否，已经越来越值得追问。这种体制，是在促使干部向上负责还是向下负责，客观上的取向已无需论证。又如，变相的委任制顽固存在，干部任免的神秘性和个人说了算，干部监督体制的效力不彰，等等，积以时日，干部群体成为“悬浮”于群众之外、封闭运行自我循环的联盟的可能性将不断增强。还有，一些地方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严肃性下降，庸俗化泛滥，销蚀着干部的正气和斗志，纵容着干部的消极和堕落。诸般因素、无数教训无不警示一个道理：革命党时期不脱离群众，执政党时期未必不脱离群众，实现干部前途与人民幸福挂钩，真正挂钩，紧密挂钩，不仅重要，并且至关紧要 先进的意识形态和优越的社会制度需要科学的体制机制作保障，才能发挥正向效应。人民公仆效忠人民，同样需要构建科学的体制机制――干部和群众利益实现的正相关体制机制作保障。构建这种体制机制，要围绕着形成干群荣辱与共、祸福相依的局面来展开，要以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