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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和战时儿童保育会 救救战火下的孩子们 在南京查档，偶然发现了一封邓颖超同志1942年写给战时保育会总干事长熊芷及理事长空美龄、副理事长李德全的一封信，和该会发给邓颖超同志的几封公函 敬启者：陕甘宁边区分会所辖第一保育院，收养儿童实数于去年已达伍佰伍拾余名。总会每月所发经费为伍佰名，其超过之伍拾余名之儿童养育费，完全由借贷苦撑，年余积欠，至今未偿。远在去年，即拟请总会批准扩增此已收养之儿童数，奈值有停止收养儿童之决定，故未便提出。兹者常务理事会近已决议再续收儿童，并发给养育费用。特函请，即希裁夺为感。此致 战时儿童保育会总干事熊 理事长蒋 副理事长冯 邓颖超敬启 十一、十一日 信中所称“战时儿童保育会”，全称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正式成立，抗战胜利后结束。该会是妇女界组织领导的，以救济教养战时难童为宗旨的抗战爱国团体。该会也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产物，由宋美龄、李德全任正副理事长，一些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任理事及常务理事，许多共产党员参与了保育会的发起和组织领导工作。邓颖超同志自始至终担任该会常务理事，组织妇女界积极参与难童救助教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该会发起之际，邓颖超同志正确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积极推动，正确引导，使这个“中国妇女界最早成立的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得以顺利诞生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国土沦丧，人民惨遭屠戮，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的形势下，幼弱的儿童更是最大的受害者，即使幸免于敌人的炮火之下，也要丧亡于饥饿疾病之中。甚至于传来许多敌人掳掠战区儿童，将其鲜血输给受伤的日军；一些儿童被日军用船载往日本作细菌武器的试验品，有的则被“施以奴化教育，使其将来成为攻打我们父老兄弟姐妹的敌人”的消息。儿童的悲惨处境，引起国人尤其是妇女界的广泛忧虑和极大同情。社会舆论也不断揭露日军在华暴行，呼吁“救救孩子” 在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武汉，妇女界爱国人士也在积极寻求为抗战救亡工作尽更大力量作更大的贡献的途径。邓颖超同志于1937年末与周恩来同志一起来到武汉后，任中共长江局委员及妇女组组长，负责妇女工作。在1938年月1月5日出版的《妇女生活》杂志上，邓颖超同志即发表了《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号召“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1938年初，在汉口女青年会举办的座谈会上，著名女电影演员、共产党员陈波儿首先提出要赶快到各战区去抢救难童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拥护。与此同时，救国会中的妇女界领导人、《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兹九也多次主持召开以“抢救难童”为题的座谈会，邀集邓颖超、史良等妇女界知名人士，讨论如何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开展和支持抢救难童工作。邓颖超表示：“要把力量集中起来，组织各界人士，一起来抢救难童！”随着讨论的深入，成立固定组织，专门从事这项既迫切又复杂的工作，在妇女界形成广泛共识。为此，邓颖超与周恩来还专门拜会了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希望他们积极支持这项工作。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出席了在汉口女青年会召开的儿童保育会筹备会，并推举李德全为筹委会主任委员，同时她也担任了筹委会常务理事 成立儿童保育会的倡议，得到各界广泛响应。除妇女界人士外，沈钧儒、郭沫若、邹韬奋、田汉等各界知名人士也都参与发起。当时许多人提出请孙夫人宋庆龄出任正式会长，但出于推动国共合作和更利于工作开展的目的，邓颖超让刘清扬、史良、沈兹九做工作，请宋美龄出面担任保育会领导。宋美龄以将儿童保育会的工作纳入她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系统为条件，接受了邀请。于是儿童保育会的正式名称便成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后因各地成立有分会，又被称为战时儿童保育总会。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正式成立。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孟庆树、曹孟君、沈兹九、史良、安娥、郭秀仪、黄卓群、唐国桢、陈逸云、徐瑞、任培道、舒颜昭、张霭真、陈纪彝等为常务理事。刘清扬、徐镜平等为候补常务理事。为扩大影响推动工作，保育会同时还广泛邀请各党政军机构长官、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名誉理事。从蒋介石、毛泽东，到胡适、老舍，都是该会的名誉理事。正如邓颖超同志所指出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共产党提倡发起的。保育会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包括个别的国民党员组成。战时儿童保育会可以说是我们抢救战时儿童工作时，首先出现的各界妇女联合战线” 根据该会有关章程，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实行理事会制，设正副理事长各一人，主持该会各项事宜。由理事长指定11至30名理事组成常务理事会，负责关于工作方针的策划、订定；经费之筹募；经费保管及发款；经费之审查；各分会及保育院一切行政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