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父母下放农村难忘记忆.docVIP

随父母下放农村难忘记忆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封信。在信中，毛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文革”中影响深远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整版报道，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和“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随后，各地机关和文化部门陆续选择偏远、贫穷的农村办“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下放劳动。父母单位武汉某出版系统也于1970年成立了“五七干校” 这年10月，在得知父母决定全家随单位下放干校时，我颇为高兴，原因当然与“反标”(1968年时笔者只有小小年纪却已因莫须有的“反标”罪名进过学习班) 有关。当时我想只要摆脱这里的环境，什么地方都愿意去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很简单，因为除了书桌、凳子、书柜、箱子和床外，我们家没有其它财产。离开江城头天晚上，家里所有东西都打了包，我们睡在地板上，这是我首次睡地铺。次日早晨起得很早，生平头一回搬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当坐在卡车车厢挡板处的小方凳上时，我睡意全无。在飞扬的尘土里，随着城市楼房和柏油马路渐渐离去，我感觉自己似笼中小鸟回到大自然般的惬意。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颠簸，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沔阳县河区河公社河大队三小队。下车后，父母和哥哥忙于搬运行李，我却已窜到家对面的泥塘里，和农民孩子一道捉泥鳅去了。为此我失去了父母单位给我们全家在“新居”门前合影留念的难得机会 沔阳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土地肥沃，地势平坦。过去因水患不断，导致“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后，水患得到控制，不过生活条件仍然很差。虽距武汉不足100公里，我们的住地却没有电和自来水，也无煤和炉子。最初我们和知识青年为邻。我和父母的房间，摆着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柜和桌子，再无多余的地方。朝北的木板窗很小，光线昏暗；哥哥和一位武汉知青住隔壁，房中间有隔墙，知青住里面，哥哥住外面，哥哥这边有个单人床和迭起的两口箱子。那位知青很特别，冬天卖夏装，夏天卖冬装。看他一人在外不容易，父亲曾“借”给他一些零用钱，后来没还也就算了。我们的房顶用茅草铺成，外面下大雨时屋内漏小雨，父母便用脸盆放在蚊帐上接雨水，泥土地面凸凹不平 紧挨哥哥房间的另一边，是一大一小的套房，住着两位武汉钢铁公司下放女知青，她们是姑嫂俩，负责夜校，大伙管她们叫“小钱”和“小付”。她俩比我年长很多，但我也随大家一样叫。天黑时，想识字的农民拥挤在堂屋方桌前，听她们讲课，有时也教歌。我晚上没事也去那里。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红旗向太阳，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我就听过好多遍 女知青房间侧面是用高粱杆搭成的偏房，那是我们家的厨房兼浴室。房内有口大水缸，平时由父亲和哥哥从较远处的井里挑来水盛满，然后加明矾镇成清水，再用半个葫芦制成的瓢舀着用。水缸旁是做饭的土灶，有现在办公桌大小，我们用稻、麦草或棉花杆做燃料，它们占了小半间房子。棉杆烧起来烟较小，噼哩啪啦像放鞭一样，声音很好听。灶的旁边还点缀着水罐，柴火高烧时，水罐就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预告着里面的水已达到沸点。我们在后院还挖了个大坑，用高粱杆围上，就成了厕所。庄稼需要肥料，这里便是无价之宝。家里照明用煤油灯和“马灯”，后者很像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用的号子灯，也用煤油作燃料，但提着方便，可经受风吹雨打。队里举办大型活动时用“气灯”，那时觉得“气灯”特别亮 父母单位来到干校的职工统称“学员”。无论资历深浅、级别大小，都叫“五七战士”。大家不分年龄、性别，全部按军队编制编入连、排、班，父亲当时是连部负责人之一。他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整队呼口号，唱毛主席语录歌；还要向毛主席“早请示(开工、早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毛主席像前，手握语录本并贴至胸前，向毛主席表达忠心和敬意)”、“晚汇报(就寝前向毛主席报告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甚至还要参加野营拉练。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要求自食其力。也有因不堪重负而病倒的。据说与群众性批斗相比，干校干部相对要自由许多，尤其对那些所谓“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有所改善。因为这里的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劳动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