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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乔冠华夫人龚澎
我所知道的乔冠华夫人龚澎龚澎是我数十年的战友、至交,她离开人世有三十多年了,仍令我时常想念。她曾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称情报司),业绩斐然。她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她一起共事的人,无不对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的品德备加称赞。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
她是周恩来身边最出色的工作人员
我和龚澎认识是在1940年春夏之时,龚澎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那里调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从那时起,我和龚澎就一起住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楼下一间既阴暗又极小的房间里。屋内仅能放下四张小竹床,再加上一张小桌子就挤得满满的了。那时还有刘昂、陈舜瑶与我们同住,我们四人都是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刘昂负责机要、龚澎专管外事、舜瑶对外宣传、我负责文化。龚澎和我是对外活动的,都用《新华日报》记者的名义。我们俩工作的性质有差异,但生活在一起却很融洽很亲密。龚澎比我大八岁,我一直把她当大姐姐看待。她总是很谦虚地笑着说:我比你年龄大,但其他方面都一样。那时,我们虽然都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却身在险境。我们俩一般早出晚归,有时为了避开特务盯梢,有时黄昏以后才出门。要是哪一天有一个人回来晚了,另一个人就会为她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呢?那时重庆不仅有特务盯梢,还有流氓欺负女性。所以,不管多么晚,我们都要等对方回来了,才一起睡下。我们常常躺在各自的小竹床上,龚澎和我头顶着头,说悄悄话,对各自在外边遇到的事也互通一下消息,交换一下看法。有时谈得高兴了,到半夜都不睡。记得当时刘昂常常会说我们几句:明天不工作了?快天亮了还说个没完
那时候,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还有许多外国新闻界的朋友,她不仅向他们宣传我们的观点,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宝贵的情况,每隔几天她就向恩来同志写份简单的书面汇报,有关事和人的都写。恩来同志也不时地找她去作具体详细的汇报,她也提出一些建议供恩来同志参考。恩来同志根据情况,对一些思想比较进步、报道也比较客观的外国记者或是其他外国朋友予以接见,每次接见,龚澎都是陪见兼翻译。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辛勤工作的态度,一直是十分赞赏的
龚澎当时的工作极为繁忙,那时候我们能够经常收到延安的消息和《解放日报》重要社论,龚澎一收到就立刻将有关内容翻译成英文并打印若干份,很快送到外国记者手里,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就会迅速发往世界各地。每遇到有重要材料、文件需要翻译打印时,她就忙得不可开交。开始时,她在我们那间小屋的小桌子上放个打字机,在很暗弱的灯光下,日夜工作,嘀嘀嗒嗒的老式打字机声响个不停。后来在三楼有了办公室,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张办公桌,龚澎的打字机也搬了上去。三楼一共有四间小房,最里面的一间,是叶剑英同志住的。一间较大的就成了公共办公室,室内放了八张三屉或两屉的办公桌。记得当时住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同志,除了恩来同志与邓大姐,还有董老、叶帅、徐冰和张晓梅夫妇,他们各有一问小房,是办公兼卧室,其他工作人员,有党派的、军事的、外事的、文化的。都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大家工作都很紧张。龚澎考虑到打字机的响声会影响别的同志办公,总是等到人最少的时候才在办公室里打字。白天大家都外出活动,人少些,她就在白天翻译打字,晚上出外活动,半夜再继续工作。那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按照恩来同志的习惯来安排,恩来同志的办公时间一般都在午夜12时到凌晨4时,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做具体工作的人,这段时间都不能睡,要在办公室里等着,因为恩来同志不定在办哪一件事时要问到哪个人,就会把谁叫到他那里,或修改文件、补充情况,或接受指示。这时,我们有的继续白天没完的工作,有的看看书报,偶然有个别同志实在瞌睡了,就会聊聊天或打一会儿扑克牌。龚澎就利用这样的时间来干她的工作,但这样的时间也不多,更多的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后,她又继续工作
我记忆较深的一段时间是在1940年至1941年间,那是皖南事变和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刚发表不久,接着发表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和《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都急需翻译出来,发往国外。那时候龚澎忙碌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不睡,有一次连续两昼夜都没有离开她的打字机,饭是我给端到三楼她的桌旁,她匆匆扒上几口。有一天我清早起来跑到三楼一看,她脸都黄了,眼睛充满血丝,我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地劝她:龚澎,你不要命了?!不能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呀,厨房蒋师傅给你煮了两个鸡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她抬头看看我,露出笑容,亲切地说:不要紧,小张,谢谢你们还给我煮鸡蛋。我不由分说把她拉到一楼,吃完早饭后又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觉,可是没过两三个时辰,她又回到她的打字机旁了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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