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 泥土里成长 历史中沉浮.docVIP

浩然 泥土里成长 历史中沉浮 浩然小传 原名梁金广。祖籍河北宝坻。曾任《北京文学》主编。主要作品有《艳阳天》(共3卷)、《金光大道》(共4册)、《弯弯的月亮河》、《喜鹊登枝》、《杏花雨》、《浩然选集》(5卷)等 XX年2月XX年多的植物状态之后，终于抛开生前的是是非非，撒手人寰。然而，有关他的争论并未终止。他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曾经红极一时，并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上演，而晚期作品却少有人研究。有关他的“中年走红”并得到江青的重视，以及晚年冷落，围绕着其言论而展开的是是非非，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30岁踏上文学之路 1962年12月，在前辈作家萧也牧的鼓励下，30岁的浩然开始准备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三十而立，浩然把创作《艳阳天》看成了自己一生成败的关键。于是，他向供职的《红旗》杂志社请了创作假，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全心投入了这本书的创作 此前，他在山东潍坊昌乐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下放，因为听了农民的提醒，使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国家得到公粮，群众分到口粮；他自己也得以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这件事使他“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真正将心融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 《人民文学》杂志社前副主编崔道怡记得，“浩然写完《艳阳天》后拿给我看，当时是二十几万字，我觉得他的构思很不错，写的是十几天的时间，农村里面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在艺术结构上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对他来说像钥匙打开了仓库，他脑子里面储存的人物、生活积累很丰富，完全可以充实到小说中去。我跟他谈过以后，浩然将《艳阳天》改写成了126万字的三卷本。”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问世，到“文革”前夕，三卷本全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 “这部小说写的是农村生活，描述的是农民要走合作化、集体化发展道路（现在看来未必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浩然非常了解农村、农民，小说的生活气息很浓厚，整个调子很明朗。所以，看起来让人觉得很舒畅、很愉快。他的文字在那个时候看来很通畅，不是柔软的抒情，是很阳刚式的抒情。因此，在文艺界获得了一致好评。”崔道怡说 《艳阳天》出版后，反响很大。浩然心中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三十而立了。千字十元的稿费，他全部交了党费。他收到全国各地热心读者的来信一万余封。但是，这些信单纯谈文学的很少，都是从政治上谈。在《艳阳天》第一部出版的1964年，浩然被调入北京市文联，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 《艳阳天》风行全国 作家刘庆邦是在1965年读到的《艳阳天》，这一年他刚上初一。“那时，我们的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艳阳天》，还让我们朗读。读了之后确实觉得很好。”刘庆邦说，“这时，文革还没有开始，但是，好多作家都失去了创作的权利，《艳阳天》也特别符合当时的需要。” 1972年读到《艳阳天》的陈徒手当时在福州上中学。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他明确不同意后来流行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说法。“文革中就浩然一个作家不准确，我记得那时候起码有十几二十多个作家的书，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浩然的《艳阳天》。” 由于《艳阳天》所产生的广泛声誉，以及它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很快，由曹灿播讲的“小说连播”又把它以广播的形式传播到千家万户。在城市和农村，有线广播使浩然的这部长篇小说达到了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程度 《金光大道》预期过高 1966年到1970年底，浩然是在斗批改、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度过的，完全放下了笔。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已经在房山周口店公社下放劳动一年的浩然重新返回了北京，调到了市委农村组。当时，大兴县大白楼村已故队长王国福被树立为典型，他被选中给王国福写一部传记。浩然表示，写这篇传记，自己是有创作冲动的，当然也想通过它改变当时的处境。于是奋笔疾书写了一篇《王国福的故事》交上去，然而《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不准写真人真事。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吴德怕惹事，不让发表。于是，浩然就把搜集到的资料用到了《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开头 其后，浩然在顺义箭杆河边南彩卫生院闷头开始写《金光大道》。在《浩然口述自传》中，他如是回忆说，“我一头扎进书里，每天吃饭在供销社，睡在卫生院，很少出去。当时《艳阳天》在农村家喻户晓，为了不受打扰，我还化了一个名字。有一天，有人跑来告诉我村头的大喇叭里在喊浩然的名字，看来人们早知道我是谁，但没有来打扰我。不情愿的，我接了电话，知道市委领导正在找我。” 1972年，《金光大道》第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4年，第二部出版。第三部曾在1976年6月《人民文学》选载。直到1994年8月，《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金光大道》中的故事发生在《艳阳天》之前。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土改后，芳草地的翻身农民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