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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国家社会保障职能的变动 [关键词]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社会保障；国家功能 [摘要]在全球化中，国家应如何调整国内的社会保障政策以面对更快速和全面的国家间资源流动，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几十年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的社会保障状况变化为例，加入该讨论，并提出全球化对国内社会保障政策的“双重作用”：国家更强调社会发展效率，减少其社会保障职能，并引入非国家机构填补其职能上的缩水；同时，国家增加其社会基本保障职能，为社会低收入人群提供更有效的基本生活保障。在这种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调整下，国家能一方面减少公共开支负担，另一方面保障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适应全球化挑战 [中图分类号]D8XX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到的最大规模的全球化影响。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塑造着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并直接反映在国内政策制定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剧烈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天然的比较平台。本文采用中国加入WTO后全球化对中国国内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为案例，分析全球化对国家社会保障职能的双重作用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从XX年代开始，学术界产生了两派相反的学术观点：(1)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为了保持国际经济竞争力，国家削减公共开支，减弱其社会福利职能；(2)作为抵抗自由市场作用力的国家，为了平衡在激烈全球化运动中的市场作用，应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WTO对其成员国开放性贸易政策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全球化运动。本文该部分将以加入WTO为背景，分别讨论这两派的学术观点，并提出本文的论点 对于国家来说，全球化代表更开放的对外贸易、更大规模的跨国资金流动和劳动力资源流动。这些跨国界运动对已经建立起的国家对边界和国内事务的控制产生可观的冲击。这些国际局势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利益重组，同时间接调整国内社会福利的重新分配。减少社会福利是对抗开放经济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控制政府公共开支并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加入WTO后，面对国外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和更广大的国际自由市场，为了更有效率地生产和追求更大规模的回报，国内生产商有动力减少福利投资，压缩工人利益。为了在全球化趋势中谋取经济发展的一席之地，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的追求可能会高于其提供社会福利的动力。同时，国家和非国家团体在社会服务中的合作形成“外包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缩小的社会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 假设一：加入WTO，对外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国家减弱其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并加强市场的作用 相反，罗德里克(Rodrik)认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需要对抗全球化带来的自由经济的市场力量，加大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即国家需要通过扩大社会福利政策为在全球化中失利的群体提供补偿，重新分配公共物品和协调社会利益。加入WTO后，受外部经济冲击，更开放的国际市场意味着在社会精英阶层中间更大规模的资源流动，而没有资源的社会底层将赤手空拳对抗强大的市场力量。国家利用税收政策和再分配政策可以成为制约这些不平等的重要屏障。许多学者认可在整合社会发展中，国家和市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并提出国家调控对市场分配的特殊功能。除此之外，WTO以其“贸易公平”原则而著称的对一国社会福利和劳工标准执行的严格监督，来自贸易交换方的压力，也成为迫使国家提高或至少维持国家社会保障标准的一个动力。由此，我们得出和假设一相反的一个理论假设： 假设二：加入WTO，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促使国家发挥更大的再分配功能，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本文对这两个理论假设的讨论将基于对中国这一个单案例的范例研究。马丁(Martin)认为，在研究国际组织对国内政策影响时，由于不能直接比较事实与反事实案例，跨时间和空间的比较能提供比较合理的比较平台。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和外部经济的关系经历了从弱到强的剧烈变化。尤其是中国加入WTO的这十年，其成员国间强制性的、更为自由的劳动力、劳动产品和资本资源的跨国流动，是与之前自愿性的国家间经济交换不同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经历的一次最直接、规模最大的全球化影响。为WTO成员带来了更广泛自由的经济交流空间。如图1显示，从XX年开始中国的对外经济额迅速增长。这些在同一政治体系内的变化趋势为我们自然地控制了一部分变量，提供了良好的跨时间的对比基础 虽然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参与中国国内政策制定的讨论，然而对中国国内社会福利政策制定的研究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现有的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团体、嘲政治和经济社会精英、国内政治结构和国外因素对中国国内福利政策制定的影响。本文加入国际因素对国内政策影响的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因素是唯一影响国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