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外使领与立宪运动.doc

郭双林：驻外公使与清末立宪运动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新型知识群体之一，驻外公使在清末不仅率先发出了要求清廷实行宪政的呼吁，而且通过一次次上书，使之酿成风潮。清廷开始仿行宪政后，他们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运动中。仅就政治活动而言，他们曾配合考察宪政大臣在海外进行考察，联名上书要求清廷以五年为期实行宪政，参与对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规划，鼓吹地方自治，等等。具体到各个人，他们的思想认识可能会参差不齐，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立宪运动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在中国近代这个悲剧性的时代，他们的活动不可能不以悲剧落幕，但同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关键词]驻外公使；立宪运动；清朝末期 [作者简介]郭双林：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以往学术界在讨论清末立宪运动时，对驻外公使均有所涉及，但专门对此展开讨论者却少之又少。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专门研究驻外公使与立宪运动关系的专题论文，据笔者所知，只有伊杰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非载泽等所上》[1]和祖金玉的《清末驻外使节的宪政主张》[2]两篇文章。前文主要考证《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为各驻外公使所上，而非载泽等人所上；后文则从宪政方案和宪政态度两方面考察了清末驻外使节的宪政主张。由于作者未能充分利用相关资料，加之受论述角度的限制，通过该文，我们并不能全面了解驻外公使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活动和作用。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代表这一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扛鼎之作。书中对李盛铎、孙宝琦等人在立宪运动期间的活动均有论述。但作为全面研究清末立宪运动史的专著，书中没有也不可能对驻外公使群体做专门的考察。 清末预备仿行宪政是一种政府行为，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官员，驻外公使无一例外地被卷入运动。对当时讨论的各种问题，诸如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教育、商务、金融等等，他们几乎都有所涉及。本文仅围绕驻外公使的政治活动展开讨论，其他方面暂不涉及。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上书清廷，呼吁立宪 清朝政府虽然于1906年才宣布仿行宪政，但清末立宪思潮的声浪至晚在1900年已经开始涌动。而首先发出立宪呼声的，则是驻日公使李盛铎；而其之所以劝说清廷立宪，又与日本政府的影响不无关系。早在1900年9月14日，李盛铎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已经指出：“屡晤外部，皆言傅相奉旨在洋兵入城之前，现须另降一议和之旨……旨内须有引过词意……款虽未详，大约偿兵费、改新政及都城酌驻兵等款势所必有。”[3](P54-55) 9月21日，李盛铎正式向刘坤一和张之洞二人转达日本政府的意思：“中国须将旧政府大臣更换，另选大臣，立一新政府，各国方能议和”[4](P56)。10月1日，李盛铎又一次致电张之洞，一方面通报日本政坛的变动情况，同时指出：“内政外交相表里，如能请降懿旨，采用西政西律；诏求通达中外人材，以待破格录用；酌改学校教育章程，人心内靖，则强敌外屈，为益尤大。当否，乞钧夺。”[5](P57)如果说李盛铎上两次只是透露或陈述日本政府的意见，那么这次就是陈述自己的主张了。稍后，他在致军机处的电奏中明确提出了立宪主张：“五洲为一大战国，不能闭关自守，势难全用旧法。西人因我政治不同，非笑厌薄，召侮之由。拟请明降谕旨，采用泰西政治，饬各督抚条奏，以备施行。”[6](P778)到1901年6月，李盛铎在所上变法奏折中进一步写道：中国应“近鉴日本之勃兴，远惩俄国之扰乱，毅然决然，首先颁布立宪之意，明定国是”。命督办政务大臣“参考各国宪法”，“撷诸国之精华，体中国之情形，参酌变通，会同商拟，勒为定章，恭候睿采，请旨颁行，垂为万世法守。”[7]由于时机尚不成熟，李盛铎的主张在社会上不可能产生多大影响，却在孙宝琦心目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孙宝琦出使法国之前曾在西安行在军机处负责电报局工作，“军书倥偬，每电均数千百言，手自译录，昕夕鲜暇。”[8](P20)占据了这近水楼台，自然为他了解当时国内外最新动向提供了有利条件。据其后来说：“宝琦前者承乏政务处，检阅中外章奏，惟李盛铎折内有请定政体以立大纲之语，而未详陈其得失。盛宣怀请译政治书折内谓英德日本之政体可为效法，而未敢明言。陶模折请立议院以除壅蔽，实暗寓立宪之意。”[9]当时孙宝琦胞弟孙宝瑄曾“草立宪之议，欲言之当路……是时天下犹骇其事，孟晋疑而不敢上。”[10](P1280)对此，孙宝琦后来解释说：“宝琦彼时以为难以骤行，故未建白，且未深考各国之政术。”[11] 1902年，孙宝琦奉命出使法国和西班牙，这为他进一步了解外国情事提供了条件。他后来自己也承认，“来欧年余，悉心参考，再四思维，非此不足以饬纪纲，而臻郅治，实属有利而无弊。”[12]也就是说，出使对孙宝琦思想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孙宝琦与驻英公使张德彝、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