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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責任？ 陳金鋒的社會責任爭議 社會大眾對於運動英雄的「社會責任」要 求有可能違背倫理原則。對於陳金鋒回台發 展，其「社會責任」論述可分為兩種對立觀 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陳金鋒應該留在國外保 持技術（以供國家對需要），並留給後輩前 往國外圓夢的希望。第二種觀點則認為陳金 鋒應該回國貢獻所學，並拉抬國內職棒。這 兩種論點都是以效益主義的態度來界定社會 責任。 以德行倫理學的觀點評論陳金鋒社會責 任：只要行為者能夠擁有德行的狀況下於社 會實踐活動中獲得「內在善」，也就可以符 應於其所應盡的責任，而「內在善」的獲得 也不將限於運動本身，可以泛及運動員其他 的人生向度。 運動英雄有沒有「社會責任」？ 相信大部分的人在第一時間都會回答： 「有」。 我們在商業或非商業廣告上需要運動英 雄，在社會公益活動上，在個人行為及道德 表率上，都無可避免的需要運動英雄。因此 他們「具備」或「被要求」應擔負某種程度 的「社會責任」，普遍上不會有太大爭議。 但是這並不代表這種要求毫無限制，社會整 體可能對運動英雄有著過度（量與質上面） 的責任要求。因此對於運動英雄的「社會責 任」要求應有其限度，不過這種界線應該劃 在何處？如何劃定？則因人而異。 「社會責任」問題的範圍其實相當廣泛，可 能從禁藥、職棒簽賭/打假球、一直到該領多 少錢、、、等等都是；這代表運動英雄的個 人道德問題，容易直接轉化為社會責任議 題。 對於陳金鋒回台發展，在「社會責任」上的 論述主要可以區分為兩種對立的觀點。因為 這兩種觀點並沒有經過真正的學術性討論， 而是來自於報章、雜誌、網頁等等的評論。 這兩個論述的主要結論是對立的，都訴諸 於陳金鋒的個人利益，也涉及了他的「社會 責任」。我們會發現這種對立的結論，其實 主要是來自對「社會責任」認知或評估上所 發生的衝突。「回國貢獻所學」是一種「社 會責任」，但「留在國內保持技術（以供國 家隊需要）以及給後輩希望」也是一種「社 會責任」，這兩種責任是矛盾的。為了要了 解這種矛盾的狀況，我們必須先處理「社會 責任」這個概念。 「責任」（duty）概念一直都是倫理學討論的重 點，康德的倫理學就是個代表，其他義務論學者也 不否認責任的重要性。如果要硬去區分，康德「責 任」概念比較接近「個人責任」，常是有特定對 象，而本文所指的「社會責任」中的「責任」類似 於「沒有特定對象的責任」；前者有如你在公車上 讓座給一位老先生，後者有如你做好老師的工作， 就是對社會大眾負你應負之責。 當然，「個人責任」會影響到「社會責任」 時，傳統上認為，只要能針對個人責任進行有效的 規範性論述（發明一套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模式）， 就可推及「社會責任」上。就像撿起路邊的垃圾一 樣，這是我個人的道德責任，同時廣泛一點來說， 也是我作為一個社會中一份子的責任。 效益主義評價善惡是由一個行為的結果來進行判斷，如果某甲的行動對某事件最終的結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那某甲就必須為此負責。以陳金鋒的例子來說，因為他挑戰大聯盟失敗，而決定回台，造成之後選手赴美信心大減，旅外人數減少，這樣十幾二十年後歸國選手人數也會減少，帶回來的新技術就少，這會連帶影響台灣選手將來的打擊或防守的整體能力下降等等（以上屬於論述A）。以效益主義的觀點，陳金鋒的確有其責任。 論述B也是同樣的狀況，如果陳金峰決定留 在國外，而國內的職棒因為缺乏人氣以及賭 博案而衰微，連帶影響國內棒運發展，那麼 陳金鋒也有其「見死不救」的責任。威廉斯 稱這一類不是由某人（陳金鋒）所主動促成 ，但是由他所造成的責任為「消極責任」。 他認為如果我們過度重視「消極責任」，以 其為道德判斷的準據之ㄧ，會產生兩種問 題。 對陳金鋒而言，回到故鄉，擁有相對較佳 的物質條件，與親人持續的相處機會，其價 值上的重要性，對他而言可能遠大於台灣的 棒球是走向興盛或衰敗：這當然不是一種極 度利己或自私的觀點，而是他做為一個有主 體性的人應當擁有並發展自身人格的完整 性。道德規範的設計不應破壞者種完整性。 我們不能因為某人擁有特別的能力，就要 求他一定要拋家棄子貢獻自己的生命，只為 了沒有明確內容的「社會責任」。 「論述C」充滿學術用語，這樣的觀點是承襲 自麥金泰（MacIntyre）對於「實踐」 （practice）活動中，人是如何透過擁有「德 行」而獲得「內在善」的看法。麥金泰重新 定義了「德行」以及德行的發揮場域，即 「實踐」。麥金泰對「實踐」的定義有點紛 雜，但是簡單來說是一種人類的社會性的合 作活動，是複雜的，且有其一慣性（時間 性）；棒球比賽或棒球運動就是一種標準的 「實踐」活動。同樣的，與家人相處，規劃 自己的財物，也都是「實踐」。 麥金泰認為，「實踐」都有其「卓越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