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及城市就业关系探究.doc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及城市就业关系探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宏观政策制度的松动使得农民有可能向城市流动，在城市就业机会增加的情况下，在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城市。城市中，国有单位隐性失业的显性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自愿失业的出现使得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经历了从“捡”饭碗向“抢”饭碗的过程，农民与市民“争”饭碗是个必然趋势，“饭碗”属于有竞争优势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本分”的中国农民“不安分”起来了，丢掉世代相守的土地，潮涌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势不可挡。而就在同样的时间阶段里，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失业和下岗的人数剧增。进城寻找工作的农民与下岗失业者在城中相遇了，于是，农民工“抢”了城市人饭碗的说法出现了，而一些有“正义感”的文人也纷纷提笔为农民工“正名”。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农民涌入城市?什么原因造成了城市人的下岗失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否抢了城市人的饭碗?抢了哪些人的饭碗?他们对城市就业有哪些影响?本文将详细对其进行分析。 一、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动因分析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宏观政策制度的松动使得农民有可能向城市流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农村管理体制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度膨胀，基本解决了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和中国人的粮食问题。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有限的土地吸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有14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如户籍制度、粮票及其他票证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这些制度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改革开放后，这些制度逐渐松动，如1977～1980年，国家将农转非比例从1．5‰放宽到2‰，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自理口粮户口制度，90年代初又实行了蓝印户口制度以及80年代以来各种票证的消失，各地粮油市场的放开，都为农民进城提供了条件。农民终于可以冲破重重枷锁，向城市挺进。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压抑许久的消费欲望得到了释放，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促进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同时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为农村进城劳动力提供了就业空间。同时，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城市劳动就业制度突破了原有的劳动力配置模式，企业在招工用人、工资分配方面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许多农民以临时工、合同工的身份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就业。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改革力度的加大，催生出一批民企、私企、三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个体户，他们在劳动用工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为进城农民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三)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了农民进城就业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较快发展，扣除物价因素，从1978～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06％。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1978年绝对差额为209．8元，2003年上升到5850元。80年代上半期城乡收入比呈下降趋势，1983、1984年降到1．54：1，达最低点，而1985年又升到1．86：1，虽在90年代又有所回复，但到2003年，又上升到3．23：1。 二、城市下岗失业的原因分析 (一)国有单位的隐性失业显性化 隐性失业是指一个生产单位中所雇用的劳动者数量(或所使用的劳动数量)超过为达到某一经济指标所必需的数量，而该生产单位又没有对部分劳动者(或劳动数量)作其他用途的配置，让其在生产单位内部存在下去，这部分多余劳动就是隐性失业。在我国，隐性失业的产生与就业制度变迁和经济体制改革有关。 1．传统计划就业制度的变迁使隐性失业问题暴露出来 在传统计划就业制度下，单位(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用人由国家决定、工资标准由国家制定、劳动者就业由国家分配。建国初期到改革之前，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而同一时期，城市劳动力数量增加迅速。国家为了实现给所有就业人口提供工作机会的目的，硬性安排工作，对用人单位下达就业指标，结果只能是用隐性失业代替公开的显性失业。80年代后，我国开始实行双轨制就业，单位拥有了较完全的用工权，劳动力也可以自主择业，较自由“进出”单位，积蓄已久的隐性失业问题暴露出来。 2．国企改革的深入加剧了隐性失业的显性化 在改革前，国企的生产任务由国家下达，经营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完成计划指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棘轮效应，即企业若在本期超额完成计划产量，则下一期的计划指标就会被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