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困境.doc

北京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困境“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源于发展经济学的人口转移理论。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人口城乡转移时，提出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二者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在中国由于特殊的二元经济社会制度，使城乡人口转移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了农民向市民的职业、地域和身份的同步彻底转移，而是经历了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 一、农民工及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1] 农民工市民化则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具体而言．农民工市民化包括农民工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结果。[2]农民工市民化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生存职业的变化，即职业由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转变成正规就业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的变化，身份的转变主要是户籍的转变，即由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三是自身素质的变化，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四是意识行为的变化。即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 二、北京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 （一）北京市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指数[3] 按照“经济人”假设，农民工在做出留城还是返乡的决定时会对两种决定所带来的收益进行比较。农民工在做出进城务工的决定时实际上已经对进城务工的收入和留在农村的收入进行了比较，即当Iu×P＞Ir（Iu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月平均工资，P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找到工作的机率，Ir为留在农村的月平均收入）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会选择进城务工；而当农民工在做出永久居留城市还是返乡的决定时，他们还需要考虑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的成本。也就是说，当Iu×P-Cu＞Ir-Cr（Cu为农民工定居城市的生活成本；Cr为返乡的生活成本）时农民工会选择定居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当农民工定居城市后，他们年收入中的P不再是进城找到工作的预期机率，而是一年当中能够获得工作的月数（以12个月计算）即P′。因此，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指数PSD II可通过式（1）计算： PSD II=（I′u×P′-C′u）/（I′r×12-C′r）（1） 式中：I′u为农民工定居城市后的预期月平均工资；C′u为农民工定居城市后的预期生活成本；I′r为农民工返回农村的月平均收入；C′r为农民工返乡生活的预期生活成本。 目前并没有农民工年均工作月份的数据，而农民工定居城市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逐渐趋同于城市居民，因此使用了北京城市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替代农民工定居城市后的预期年人均收入。而农民工定居城市后的预期生活成本也可以用当前北京城市居民的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替代。农民工返乡后的收入和生活成本可以分别用全国农村居民的年人均收入和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替代。因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北京统计年鉴（2009）》相关统计数据计算，2000～2008年的PSD II（图1）除了在2001年与2002年之间下跌之后从2003年开始PSD II持续上升，截至2008年PSD II已经达到了10.53，这表明北京这座城市对农民工定居的吸引力在逐年增强。 （二）北京市PSD II的变动趋势预测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工作的收入高于农村收入。中国农村由于人多地少的现实，农村劳动力剩余及隐性失业比较严重。在现有的农村人均耕地规模下，农村劳动力的边际劳动收入随着在农村劳动天数的增加趋近于零，即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由于耕作土地规模的限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所获得的收入的日增加值随着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天数的增加达到一个峰值之后会逐渐趋近于0。通过进城务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劳动收入即成为他们的日工资水平。一旦农民工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那么他们的日工资水平就是固定的，直到他们更换工作。在城市化初期，城市工作的平均日工资水平大幅度高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的边际劳动收入。这时作为“经济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选择进城务工。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推进，更多的农民工进城，使得城市劳动力的供给逐渐满足需求，城市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渐减弱。 图1 2000～2008年北京市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指数PSD II 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移居城市，城市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将逐渐被消耗。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居住成本会逐渐升高。逐步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会进一步减缓农民工定居城市预期收益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指数的峰值提早出现，并使得城市收益与农村收益提前平衡，进而使得农村人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