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制度约束.docVIP

试论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制度约束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一般把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包括民族乡)统称为民族地区。我国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在国家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社会因素的制约，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现代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凭借四种基本因素来促动。这四种基本因素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构成和技术。[1]总结经验教训，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中，过去过分重视”物的投资”，而忽视了“人的投资”，恰恰正是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的差异构成了贫困与发达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的生存状态。正所谓“国以人兴，政以才治”，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因此，实施民族地区的“跨越式”的“追赶”战略，应该具有“人力资源开发优先”的观念和意识。 从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看，人力资源不可谓不多，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已有人力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人才资本优势，进而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对不同的人而言产生很大的差异，投资数量的多少并不一定说明投资质量的高低，同时高素质人口并非产出高效率工作，也并非有高收入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合理制度安排来解决以上问题。为此，本文将从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入手，谋求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人力资源开发、配置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制度变迁中，实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 相关理论梳理 舒尔茨曾经断言：“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2]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也认为，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和提高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战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人类一种典型性经济活动，必然要受到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经济制度、习惯法等规则的约束。舒尔茨联系经济增长的事实认为，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源于对制度的需求。其内涵是人的经济价值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制度的滞后现象。在民族地区就表现为，随着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人力资源开发中制度的约束作用就越明显，制度变迁的需要就越强烈。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用以界定、规范和协调人们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经济制度”由“正式约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约束(非正式制度)”两部分组成。正式制度是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规则，从宪法、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各种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最后直到个别交易活动的个别契约。非正式约束则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等。[3]事实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正是处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之下。如果“制度”是利于民族人力资源的开发，则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反之，则降低人力资源开发的成效。 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矛盾运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制度变迁相伴而生。制度变迁是指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引致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则包括制度需求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制度需求的外生变量主要指制度以外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引致制度需求，它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而制度需求的内生变量则指制度非均衡，是指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制度安排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导致了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欲加改变又尚未改变的状态。 制约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并发之所以效率低下、困难重重，学界给予了多方面的研究，但综观各家之言，似乎有两点美中不足：一是在分析方法上所沿袭的依然是传统观点，注重要素的投入情况来探讨人力资源开发的困境；二是与分析方法相对应，在解决方法上所采取的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性整治方案。殊不知，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制度性原因。本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给予分析。 1．以教育制度为主的正式约束 教育是人类进行文化与技能传递的制度安排，包括传播知识、能力和文化价值观念。教育制度是一个社会赖以传授和文化遗产以及影响个人社会活动和智力增长的正式机构和组织的总格局。在现代条件下，教育制度属于正式制度范畴。 应该承认教育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但是，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教育还远不能适应人力资源开发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少数民族教育体制不能为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提供一个制度化的保障。 ――民族地区教育投资不足，现有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