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章志》及别集之叙录.doc

六朝《文章志》及别集之叙录[摘要]《隋志》“簿录篇”著录有《文章志》诸书，但它们既非目录著作，也不是作家传记。通过考察可知，《文章志》诸书产生于六朝别集涌现而不为官撰目录著录的背景下，其所记录的实际是诸文章家别集之序，是对诸家别集的“叙录”。 [关键词] 六朝别集文章志叙录 “志”的主要义项有记录、叙述等，如《庄子#8226;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汉魏六朝以来，多有记叙体书籍以之为名，如《异物志》、《博物志》、《人物志》、《三国志》、《豫章旧志》，等等。顾名思义，《隋志》著录的《文章志》类著作当是记叙文章家文章之事者。然关于其性质、内容和体例则众说纷纭，或以为作家传记，或以为目录著作，莫衷一是。笔者认为，此类著作实乃顺应文学的繁荣、别集的涌现而产生，是对诸家别集的“叙录”。 1以《隋志》著录情况考察《文章志》诸书的性质 本文所论《文章志》诸书，是六朝时期出现的性质、内容和体例相近同的一类著作，虽无完整遗存，但仍可从史志著录、各类书籍的注释和征引资料窥见一斑。《隋志》将其著录在史部“簿录”篇。为方便考察，但略去本篇标明“某目录”者，余皆录： 《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 《七略》七卷。刘歆撰。 《晋中经》十四卷。荀勖撰。 （省晋、宋“目录”三部） 《今书七志》七十卷。王俭撰。 （省梁“目录”三部） 《七录》十二卷。阮孝绪撰。 （省魏、陈、隋“目录”十一部） 《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荀勖撰。 《文章志》四卷。挚虞撰。 《续文章志》二卷。傅亮撰。 《晋江左文章志》三卷。宋明帝撰。 《宋世文章志》二卷。沈约撰。 《书品》二卷。 《名手画录》一卷。 《正流论》一卷。 此篇《杂撰文章家集叙》以下5部皆为《文章志》类著作。任?在《王俭集序》中说，《今书七志》“为一家言”［1］3203，属子部著作，故不收入其别集。则《文章志》诸书亦当归入子部，可能是《隋志》作者认为子部没有合适类别来附录它们，故附录于此。考《隋志》“别集”著录及原注记载，可知《文章志》诸书记录了自屈原时代到刘宋朝约800年间至少711位文章家及其别集。《隋志》史部分“正史”、“杂传”、“簿录”等13篇，若《文章志》诸书确属人物传记，《隋志》理当将其著录于“杂传”篇，而不是在“簿录”篇。也就是说，《文章志》诸书虽记录了文章家的生平事迹，但非以传记人物为唯一目的。《隋志》偶有因望文生义而使著录发生舛误者，如将本应著录在“总集”篇的《文士传》著录到“杂传”篇。《诗品序》：“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2］4。“志录”即记录。《隋志》著录有谢灵运撰《诗集》五十卷，张骘撰《文士传》五十卷。钟嵘的意思是说谢客辑录诗歌、张氏辑录文章只要看到就录，并不加甄别选择；他们的记录，都只专注于文章纂辑本身。可见，钟氏批评的《文士传》为文章总集无疑。尽管《隋志》偶尔的失误赫然可按，但并不意味其著录《文章志》诸书亦有误。 考察上引“簿录”篇著录的30部（可能脱漏谢灵运《四部目录》）著作，前22部明显以“目录”为编次依据，按时代先后著录，最后3部性质不详。而《文章志》诸书被集中著录在二者之间，显然有别于这两类，构成一个特别序列。换言之，《文章志》诸书亦非仅以目录为限。如果其为目录著作，则当分别著录在相应时代，而不应另为一类附录。这种在一篇之中另为附录似是《隋志》常例，如《论语》篇附录《尔雅》诸书，总集篇附录解释评论类著作，以及《尚书》篇、《孝经》篇、起居注篇等均有某书籍“附于此篇”的情况。那么，它们是否为某总集的单行目录？考《隋志》“总集”篇，除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外，另4人均未编纂可相联系的总集。《隋志》在著录《文章流别集》后随即著录“《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显然，《文章流别志》即是《文章流别集》的目录。《隋志》著录的是见在书籍，从卷帙看，挚虞《文章志》与《文章流别志》明显有差。又，凡书籍目录无论单行与否，在《隋志》中都是随该书籍著录或注释，如“《五都赋》六卷”注曰：“并录。张衡及左思撰”。《隋志》“别集”篇著录“《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单行的“《梁武帝别集目录》二卷”亦随之著录。相较《文章志》诸书，《梁武帝别集目录》更有资格著录于“簿录”篇。《晋书#8226;挚虞传》还将其《文章志》和《文章流别集》分别记载，由此可见，挚虞《文章志》与《文章流别志》并非一书。 综上所述，《文章志》诸书既非纯粹的传记，也不是纯粹的目录，而恰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对诸家别集的“叙录”。这从荀勖《杂撰文章家集叙》可知，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李善注《文选》等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