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民营化中出现问题谁之过.docVIP

国企民营化中出现问题谁之过国有企业民营化，从动态的角度看，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将国有企业逐渐改制成为民营的企业；从静态的角度看，是指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后，民营经济在各经济成分中所占的分额居于一个优势的地位。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但在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诸如“国企民营化就是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人员增多”、“收入差距拉大”等等。为了确保改革顺利进行，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证的分析，并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对策措施。 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并不等于私有化 认为搞产权改革、搞民营化就等于私有化、等于国有资产流失，实际上是传统的“产权实物观”和“公有制情结”尚未改变所致。现代的产权概念是指一种价值形态的财产权利体系，从其“载体”角度分析，这种权利可以建立在对有形资产的占有上，也可以建立在对无形资产的占有上。但不管产权载体(或称产权客体)是什么，产权都是指产权主体独立拥有的一切使自己或他人从价值角度受到损益的权利，这就是“产权价值观”。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流动的“效益型”经济，各类法人和自然人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等)在竞争的压力下随着供求关系和价格行情的变化而不断流动，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这种要素的流动性，自然要求打破封闭、僵化和凝滞的产权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将要素产权凝固在某种具体实物形态上和滞留在某一个企业或其他实体中的僵化局面，把各种要素产权当作资本来经营，使之流动起来，并在经营中实现产权运作的高效益。从“产权实物观”中解放出来，确立“产权价值观”，就不会把资产形态的变化等同于资产流失，也不会僵化地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就等于私有化了。 二、整个社会为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支付成本 体制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衔接有一个磨合过程，有时还会出现体制“真空”，这就使那些图谋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人有机可乘。体制改革之前，整个社会在“公平”的表象下实际上搞的是平均主义，毫无效益可言，改革就是要讲求效率和效益，这就会使在传统体制下养成的部分思想懒惰、技能低下的人在改革后无所适从，甚至成为社会“边缘人”。国家各级政府为了减小改革的阻力，加快改革的进程，就必须方方面面照顾到、“安抚”到，因此也必须为此支付代价。向市场经济转轨首先是财产制度的转变，转轨过程中的财产制度多元化虽然并不排除增量资产所有制的多元化，但考虑到改革前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由国家控制，所有制多元化的主要形式必然是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因而，存量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就成为所有制多元化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国有资产产权改革过程进行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转轨成本的大小。如果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能够公正、合理、有效地进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改革的社会成本就比较小；反之，改革的成本就比较大。 三、有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民营化本身引起的 首先，国有资产流失与购并主体是否是“民营”无关。在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的确存在国有资产贬值缩水和流失现象。但这是由于交易规则不完善、资产价格的市场化机制发育不充分引起的，与购并主体是否是“民营”无关。制度不完善，在国有投资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易活动中也可能发生同样的弊端，而且特别突出地存在于国有企业负责人和政府管理部门以及部分政府官员的挪用、贪污等中饱私囊的行为上。防止产权交易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能靠抑制购并行为本身，积极地完善相应的产权交易制度，形成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其次，大量职工下岗失业问题不是民营化才出现的。传统国有企业机构臃肿、人员过多，在国有企业自身内部改革中，人多的问题就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只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问题被累积和掩盖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后，这个“脓包”被彻底挑破。其实，民营经济的发展，不是减少了就业，而是增加了就业。这些年来，非公有制经济逐渐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据统计，1990―1999年，国有和集体企业从业人员分别减少了1774万人和1837万人，而同期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却增加了2796万人，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增加549万人。另据统计，到2001年底，私营企业投资者461万人，雇工2253万人；2002年，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增加到3409万余人。 再次，金融风险防范和规避难度的问题，国有企业民营化只是在量上有所影响，而在质上并没有必然联系。例如，通过银行贷款实现产权购并存在的金融风险，是市场经济下虚拟资本运行的正常状态，并非民营企业参与产权购并所独有。又如前述“老鼠仓”式（即资产购并――抵押贷款――再购并――再贷款）融资的生成也不是按照企业的所有权性质设立准入壁垒就能解决的。实际上，在我国过去一些年来，和产权投资相联系的金融风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