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堪纳维亚模式下探析人民币升值影响.docVIP

在斯堪纳维亚模式下探析人民币升值影响像中国这样的低工资高增长国家，与美国这样的高工资低增长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国际储蓄和经常账户经常会失衡。而经济理论传统地认为工资是“粘滞”的，平衡国际竞争力要用有弹性的汇率，即让人民币持续升值。可是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中，工资是有弹性的。当季度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高增长相匹配时，如果货币和汇率条件稳定，国际竞争力在短期内可以粗略平衡；在长期，快速增长的边缘国家货币工资水平，会向低增长的中心国工资水平靠拢。因为高工资增长正确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 工资增长差异作为调节国际竞争力的手段，最初出现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在固定与美元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经济快速发展的瑞典、挪威和丹麦的通货都是盯住美元的。在此我们拿日本为例，因为二战后日本的生产率增长比美国高得多，可是从1949年到1971年，日元/美元汇率却是稳定固定的。这提供了一个以工资调节为手段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SM)的典型例子(Assar Lindbeck，1979)。除了经济快速增长国家的美元汇率可信地固定外，SM有四个主要特征： 1.相对购买力平价固定：贸易商品的通货膨胀率向中心国的通货膨胀率靠拢，世界绝大部分贸易以中心国通货记价； 2.快速增长经济中的贸易外贸生产部门，生产率增长高于其它部门； 3.受固定汇率的影响，生产部门的雇主自然地上调工资，使其充分反映生产部门较高的生产率增长； 4.生产部门的高工资增长扩展到生产率增长慢的非贸易部门，引起它们产品价格的上涨，即所谓的典型巴拉萨――萨缪尔森(Balassa－Samuelson)效应。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从1950年至1971年，日元对美元固定在360，日美之间的相对工资调节明显。在那段时期，日本实际产出每年增长9.45%――很像现在每年GDP增长10%的中国。毫不奇怪，日本8.9%的劳动生产年增长率远高于美国的2.6%。日本年平均货币工资以每年10%的比率强劲增长，而美国只有4.5%。日本的出口生产部门，因它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得特别快，受固定汇率下维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雇主能够充裕地提高熟练工人甚至非熟练工人的工资。 保持1美元兑换360日元，有效地锚定了日本贸易商品的价格水平。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批发物价指数(WPI)每年上升不到1%，反而美国的WPI上升了1%多一点。加上大部分世界贸易都以美元标价，固定美元汇率成了日本物价水平最有力的锚。数据表明，在汇率固定期间日本相对工资增长迅速，而在日元开始升值后急剧减少。 从1994年12月30日至2005年7月21日，中国也稳定地保持了它对美元8.28元的汇率。中国的通货膨胀，从1994年到1996年较高，1998年后逐渐接近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相对购买力平价上达到均衡。加上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进一步开放，这个固定汇率政策有效地锚定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束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国内“过山车”式的通货膨胀。 而且不止是把通货膨胀稳定在低水平，中国实际GDP的过快增长速度，在1996年后也变得更稳定了。当然，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增长率过山车式的波动如何结束还有其它解释。可是当非常快的金融转变，使得单纯控制国内货币难以操作时，固定名义汇率确实提供了一个急需的名义锚。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也是这样。 为了维持汇率锚，中国的货币工资必须和它快速增长的生产率一致地增长。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每年增长11.7%，而同期美国仅是3%。这个工资增长差异大致反映了这十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中国9.5%左右和美国2.7%左右。中国工资的显著增长反映了生产部门劳动力技能的进步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当然，非熟练流动工人的工资增长可能落后――这类情况说明平均工资增长增长得(略微)滞后。但是，当汇率固定时，中国的高工资增长似乎平衡了国际竞争力――尽管还不完美――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那样。 一、工资增长的负风险贴水 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模型中引入人民币升值的不确定预期。因为不愿承担风险的出口商不知道人民币到底将升值多少，他们就不会全按贸易商品生产增长率幅度提高工资。如果中国出口商加薪过高，人民币升值低于他们的平均预期，他们就可能会破产。我们把这个工资增长的缺口称为工资增长的负风险贴水，即WRP＜0。我们把起始状态放在中国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时候(比如2005年)，工资会按下式增加： ΔW=E(ΔPROD)+E(ΔS)+WRP (1) W是中国的货币工资，PROD是(实际)劳动生产率，S是人民币元/美元，Δ是百分比变化，E是预期算子。E(ΔS)＜0反映了预期升值，E(ΔPROD)＞0反映了生产率高增长。 如果升值比率确定，比如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