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垄断法中竞争政策及产业政策协调.docVIP

论我国反垄断法中竞争政策及产业政策协调一般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竞争政策主要指，通过自由竞争实现企业的规模、企业行为、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调整，以促进资源在产业内自由、合理配置。因此，在现代西方经济政策意义上，竞争政策被视为自由竞争政策的同义语。由于反垄断法以限制和禁止的方式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其必然涉及竞争行业与非竞争行业的划分，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问题。 一、反垄断法中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分歧与协调 经济危机和战争环境催生了反垄断法，在这些特殊的经济环境下，政府为使经济运行服务于特殊任务的需要，运用干预手段比经济自发运行更有效果。在初始的干预政策中，涉及的产业范围十分广泛，如实行农业调整、银行拯救、重要物资的管制等。管制政策有两种目的不同的政策形式：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经济管制是针对产品的价格、产品的种类、加入或退出的条件或某个行业服务标准的控制。经济管制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防范经济危机或应对战争的需要；社会管制起源于社会团体的集体利益需要，如劳动者运动、消费者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国家通过改革既有的措施，对之实行社会性保护。 因此，竞争立法最初来源于经济管制中的价格管制政策。价格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经济向垄断经济过渡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市场自发平衡的调节手段及打破市场自发平衡获取垄断利润的工具。那么，特殊时期的价格管制也具有双重性质，防止某个经济主体或经济联合体掠夺定价和回复价格的市场信号的功能。例如美国1887年成立的州际商业委员会，为避免价格战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法国1945年颁布的有关价格的1483号条例，始终承载着价格管理和竞争管理的双重职能。 竞争立法之所以最初表现为价格管制，是因为价格是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稳定经济秩序的杠杆。同时，对于企业来说，价格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通道，是企业间利益平衡的标尺。如果不存在外部因素，垄断企业将充当市场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价格的接受者角色。垄断价格是市场价格运动的必然结果，把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进而扭曲分配效率，因而管制价格成了政府调节经济的必然。 成熟的竞争立法很好地给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以适当的定位。竞争政策关注微观经济环节的目标，而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不可能相互脱离，作为微观经济政策的竞争政策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协调微观经济的运行，它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的法律手段。 对产业采取管制还是放任政策，与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分不开。完全采取产业政策而放弃竞争政策或者相反都不切合实际。而在承认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运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在经济全球化下，发达国家更希望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执行竞争政策优先的产业政策。而发展中国家从发展民族经济的角度出发一般执行产业政策优先的竞争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福利经济学家鲍莫尔提出了可竞争的市场理论(Theoryof Contestable Markets)，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竞争政策的标准。可竞争的市场理论所表述的市场条件是：(1)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产业)是完全自由的，相对于现有企业，潜在进入者在市场技术、产品质量、成本等方面不存在劣势；(2)潜在进入者能够根据现有企业的价格水平评价进入市场的盈利性；(3)潜在进入者能够采取“打了就跑”(hit and run)的策略，甚至一个短暂的赢利机会都会吸引潜在进入者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而在价格下降到无利可图时它们会带着已获得的利润离开市场。即它们具有快速进出市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撤出市场时并不存在沉淀成本。尽管对可竞争的市场理论存在诸多争议， 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派仍然将其作为现实目标，并力争将这种思想消融在竞争政策中。事实上，这一竞争政策是排斥国家干预，即排斥产业政策的。 反垄断法涉及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主要体现在法律对产业和行业的划分及采取的措施上，反垄断法所划分的行业通常有：竞争性行业、特许垄断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通过划定自然垄断的范围为竞争行业提供效率竞争的基础；通过特许垄断防止竞争的高风险。自然垄断和特许垄断的范围大小和竞争行业的范围大小成反比例关系。因此，反垄断法执行产业结构政策的方式是进入管制，包括禁止竞争的进入壁垒和保护自然垄断。进一步而言，两类行业在反垄断法中被定位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卡特尔豁免”等。产业组织政策在反垄断法中的体现，是对企业合并的控制，它涉及到推动规模经济和抑制滥用规模经济的关系，其中关键的因素是市场观的确立。 历史上，着眼于国内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产业组织政策，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曾导向结构主义。现代经济条件下，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是产业组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