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docVIP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长期以来，农村公共物品的治理形成了单中心模式，取消农业税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模式，使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困境。因此，必须探索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模式。 一 关于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主张：一是市场化供给。如党国英认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乡村“政府性权力太大”，市场化不足造成的，“用市场化的办法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这是我们需要树立的解决农村问题的信念。”二是政府主导供给。如李彬和李葆华指出，应明确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主要供给者的责任，特别指出农村社区的村民自治组织不能作为主要供给者，应根据公共物品受益范围来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镇地方政府的权利和责任。三是第三部门主导供给。如刘宛晨等提出了第三部门参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优点，并划分了4种具体方式：第三部门独立提供、生产；第三部门提供、政府生产；第三部门提供、私人部门生产；政府部门、私人部门提供，第三部门组织生产。四是多中心供给。如程又中和陈伟东对农村公共物品进行了细分，并依此来确定多中心的供给主体，中央政府供给资本密集型物品：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供给技术密集型物品：社区组织和村民供给劳动力密集型物品。 实践表明，市场和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都会失灵或失效。就当前乡村社会而言，虽然具有组织化的基层政府，但其结构还有待优化，功能还需要健全，不能很好地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乡村市场发育还有待成熟，尚不能在公共物品供给中起主导作用，这在一些落后地区显得更加突出：长期压力型体制严重挤压了社会自组织的成长，制约了农村民间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这说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中，过分倚重某种供给主体，忽视其他主体都是不恰当的，都难于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应该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选择，不仅要符合公共物品普遍的治理之道，适应乡土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规定，而且要遵循广大农民公共物品消费的基本偏好。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模式应该是多中心模式，当然是有选择、有主导的多中心模式。这种模式的选择。不仅是革除长期以来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弊端的善政之道，而且是化解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良治之途，也是发挥公共物品治理基本逻辑优势的优选之路。 二 1997年世界银行报告界定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根据地域特征，公共物品一般可分为城市和农村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是指与农村、农民和农业密切相关的社会物品，这些物品具有普通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同时具有以下特殊性：(1)多样性。乡村社会中从事不同产业、不同工种的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同。(2)层次性。既包括中央政府提供的覆盖于农村的全国性公共物品，又包括地方政府提供的受益范围局限于本区域或部分外溢到周边的地方性公共物品，还包括农村特定组织提供由特定群体消费的区域性公共物品。(3)高成本性。乡村社会的弥散性、农户居住的分散性和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决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组织和运行的高成本性，等等。这些特征规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特有规律，也是决定供给模式选择的根本变量。 历史地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先后经历了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和税费改革三个阶段，但其供给模式并没有实质性变化，长期沿袭着典型的单中心模式。该模式的具体表现：(1)单中心的供给主体。政府是单一供给主体，市场与第三部门的相关作用微乎其微。如果说人民公社时期，政府对农村公共事物的垄断是“总体性”社会的产物，那么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后依旧垄断着公共物品的供给，则是公共物品治理结构安排的重大缺失。(2)单方面的决策机制。即自上而下由县、乡政府根据它们的偏好单方面决定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与种类。这种决策难以真实反映民众的消费需求，往往降低了供给的有效性。(3)单一性的筹资渠道。现代公共物品的资金耗费应源于制度内的财政系统。但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筹集长期由乡镇和村级组织来承担，而且主要来自于制度化的财政系统之外。也就是通过压力型体制，以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为名向农民提取资源，来满足公共物品供给的资源需求。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 单中心的供给主体、单方面的决策机制、单一性的筹资渠道构筑了乡村社会公共物品供给典型的单中心模式。政府长期垄断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导致了低水平供给和总量的严重不足：单方面的决策机制直接导致供给的效率低下与结构失衡：单一性的筹资渠道则常常演变为强制性的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恶化干群关系，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总之，单中心模式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带来了诸多弊端，革除这些弊端势在必行。 三 公共物品供给的单中心模式塑造了一个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