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船》中潜隐生长浪漫压抑.docVIP

试论《古船》中潜隐生长浪漫压抑夏志清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这篇论文中，对20世界上半叶整个文坛创作呈现的那种“道义上的使命感”做了论述。他指出：“那个时代的新文学，确有不同于前代，亦有异于中国大陆文学的地方，那就是作品所表现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因为“当时的中国正是国难方毁，企图自振而力不迨，同时旧社会留下来的种种不人道，也没有改掉。”在他看来，这种“洋溢着的爱国热情”，不仅激励着这时期的所有重要作家，而且还产生“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中国作家，则视中国的困境为独特的现象，不能和他国相提并论”。[1]这种“感时忧国”的精神必然产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观，这些作家渴望对现实环境有所了解，希望文学有所作为，那么其形式的忽略与内容的侧重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作家的这种“道义上的使命感”早已成为一种传统自古已然，在新时期部分作家身上这一传统仍有所体现，并非如夏志清先生所说的现代文学在“感时忧国”的精神上“有异于中国大陆文学”，所不同的是时代环境，精神气质却一脉相承。 从这个角度看张炜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古船》，其现实主义的关注与对既往历史的再思索同样有着“感时忧国”的精神，更具有“道义上”的判断，作品是参与现实深入历史场景的。张炜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表明了这种感情：“四年来我也常常被一些离我们很远的事情激励着、激动着。在写作时，我的心情可以用鲁迅的一句诗――心事浩茫连广宇’来概括。”[2]这句话表明了《古船》的现实主义品质，这一点是为多数论者认同的，但鲜有人注意作品中人物个性由压抑到张扬的蓬勃生长的生命力，以及由此给作品带来的浪漫性，这种浪漫性在作品中弥漫的巨大的苦难面前显得如此压抑、低沉、隐匿和奄奄一息，人性践踏的沉重如千钧一发，使人不堪承受，浪漫性诞生的过程如此漫长。我们以隋抱朴为例来解读这种压抑产生的原因及其突破压抑的努力，看看作品是怎样最终还原其完整的人性的复活与飞升的，因为我们认为人性的舒展与激情的肆意飞扬就是人性本真向自然状态的浪漫回归，当然向这一方向努力的行为同样是浪漫的。 康德说：“我们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我们的内心道德律使我们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感性世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摆脱尘世的限制，向往无限的自由世界。这才真体现了我们作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这句话用在隋抱朴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他以绝对的理性紧紧将自己包裹在内心的道德律之中，虽独立于感性世界，却难以顺利地达到无限的自由世界。他以常人难有的理性独守磨屋数十年，其看似清静无为的背影里实在蕴含了太多的无奈，使其坠入哈姆莱特式的忧郁之中难以自拔。其实，他的血液里同样奔涌着生活的渴望、激情的冲动，以及对自由的召唤与拯救的热情，然而他的这些浪漫血性犹如地下的岩浆久久蛰伏在历史的褶皱里，无法飞翔，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唯其复杂更增添了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首先，太多的苦难经历占据了隋抱朴的记忆，在没有找到解决苦难的法子之前，使他无法展开行动。镇上几十年来发生的一切如梦魇的咒语时刻缠绕着他：1947年土改时农民对地主的残酷行为，还乡团的报复，三年困难时期饥饿致死的农民，以及富有中国特色的浮夸风的残害……每一件都如巨大的磐石压在他灵魂的敏感地带，日日将他折磨!他说“我忘不掉的事情，全记在心里，心里装不下，又吐不掉。几十年的事情了，一齐挤着我的心”。[2]这一切逼迫着他反省、沉思、忏悔，寻找出路。他在《天问》、《共产党宣言》中去找，在航海古经中去找，终不可得。他没能解决心里的疑问，也终于不能爽利勇猛地站在洼狸镇的舞台上。他就在这种寻找普世意义的困境中自我沉溺，他的解决苦难的乌托邦想象，像一句迷惑的谶语，无法解救他试图寻求终极意义的灵魂，也理所当然地束缚了行动的果决，阻止了个性的飘飞。其次，家族熏染与血脉承传。心性敏感的隋抱朴，自幼便受其父“算账”行为的影响，使他一生都在这种纠缠中跋涉。记得余华曾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决定其一生”，此言极是。通过隋抱朴数次提起其父“算账”之事，我们可以揣度出，他已经在很小的时候就把隋迎之赎罪般的“还账”举动，无形中使之潜移默化在自己的血液里，成为一生的承担，他一生为此冥思奔走，一生为此负累。同时在小说中我们注意到隋家人的天性中患有一种病：心事太重，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隋不召除外)。这一点是其自我压抑受难的根源，其力量强大无坚不摧，以致于使隋抱朴无法改变也无法摆脱，从他那一声声“老隋家哪，老隋家人”的宿命般的呼喊中，可以体味出这种家族血统因子的存在是多么顽固――这是性格上的悲剧，或者这也是其默默守在磨屋愁眉不展的主要原因。再则，来自现实存在的压力。社会的突变摧毁了隋家人饱满的自信和曾经的繁盛与光荣，使一个家族从社会的贵族地位沦为随时可被毁灭的草根阶层。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得势者向来十分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