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带来土地升值应属农民.docVIP

现代化带来土地升值应属农民使土地增值的利益真正属于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制度要求 改革开放28年以来，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已超过2.2万亿美元，名列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列世界中下游，尤其是城乡差距加深的经济二元性特征突出，这种城乡二元性的加深越来越成为一系列制约发展的矛盾根源。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我国现代化现阶段的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和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命题尽管在过去也曾多次提出过，但现阶段这一命题所存在的经济背景，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与以往是有本质区别的。 首先，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是城市化加速过程中的有机组成，以往则是将城市与农村割裂开，在固化城乡分割边界的条件下，对农村进行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造，目标在于建设更好的“农村”，而现阶段新农村的建设则是以城市化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根本改变农村，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目标在于将农村变为非农村，逐渐完成中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均质经济的过渡。197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7.92%，到2004年则上升到41.8%，平均每年提高0.91个百分点，这是我国历史上城市化最快的28年，但若按这一平均速度，即使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也只能达到65.5%，远远不能实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目标，仍然具有深刻的经济二元性矛盾，因此，现阶段新农村的建设必须纳入城市化进一步加速的历史进程，而不能再是与城市化相互脱节的单纯农村建设。 其次，现阶段新农村的建设是以农产业劳动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同时非农产业的大量替代农业为基础，促使农村产业结构朝着城市化、现代化目标根本改变的过程，而不同于以往在产业结构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业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获得了空前的提高，第一产业增加值平均年增长率为4.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实际年增长率为7%以上，农业劳动力有2亿多人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在现阶段工业化加速时期，这种农业效率提高及由此而发生的产业结构演变速度必然会进一步提高。因此，支持农村经济的产业基础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尤其是依靠非农业来吸纳就业，以城市化来形成聚集效应。 实现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改革的政策措施，为推动农村发展创造了一系列必要的条件，尤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取消农业税为代表的减轻农民负担的举措，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要适应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必须进一步加速制度创新。 就目前政策层面的效应看，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另一类是各种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这两类政策在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均有其作用的局限性。就减负而言能够使农民负担减少，进而使之相对地提高富裕程度，但并不能真正使之富裕；就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而言，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社会发展水平提升，社会总需求中用于对农产品需求的相对比例不断降低（恩格尔定律和恩格尔系数可以证明这一趋势），农产品价格趋于下降，若不降低农业比重，农民并不能由此普遍致富。那么，从工业化历史经验看，在工业化加速时期，提升农民经济地位，缩小经济上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为关键的制度创新是什么？最为基本的资源手段是什么？ 这个资源实际上主要是农村的土地，这个制度创新主要是土地制度的创新，也就是说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建设与新农村的建设融为一体，土地既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最为基本的条件，同时也是从根本上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化进程所形成的土地增值，应当在城乡之间，在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在农户、开发商和各级政府之间均衡分配，在考虑社会经济能够承受的发展成本约束的条件下，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农村土地价值增值的利益，应当尽可能倾斜于农民，否则，就会失去在工业化加速过程中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资源。 日本、韩国、台湾等后起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落后经济的改变，根本是提升农民地位，而提升农民地位的关键在于通过土地要素的增值和价值实现作为基本手段，土地在过去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在现代化转型时期是农民实现发展的机会。 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的基本制度是集体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其他权利方面的承包制，并且在政策上要求承包制稳定不变。这对于稳定农业、保障农民对耕地的基本权利，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但这种农村土地制度与经济社会的转型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如果这些矛盾处理不妥，就会从基本制度上严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