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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边缘民主――中国A股上市公司职工董监事调查职工董监事：被边缘的民主 民主是获取权力的方式。职工董监事是企业职工参与现代企业治理的民主制度安排，应体现基层职工的利益诉求和权利保障。然而，在精英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中，这一制度很快就被边缘化了，陷入一种难以作为的尴尬局面。 在现有的治理框架下，究竟如何确保与增强职工董监事的独立性、积极性和效率性，实现公平、和谐的共同治理？在资本迅速集中、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日益突出的社会现实面前，这个老话题成为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新课题。 “政治民主本身只是半个民主，它分配给人们的只是全部社会力量的一半。社会力量的完整内涵还包括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都实现民主化，我们才真正拥有民主―――这一为人类而设计的社会结构。”员工持股计划之父、经济学家路易斯?凯尔索多年前的论断，道出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实现经济民主的真义。 在中国，推进职工董监事制度、延伸和重塑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成为切实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一环。然而本刊最新的调查显示，曾经拥有共治文化传统的中国企业，职工经济民主实现之路依旧举步维艰。 惊人的少数 尽管职工董事的配置、选聘和信息公开属于自愿性披露，但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情况仍让人吃了一惊。据本刊记者统计，截至2011年7月末，43家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披露配置了44名职工（代表）董事，剔除今年新上市企业后，占2039家A股公司总数的2.11%。其中9位职董是今年换届、增选或原职董辞职后经过民主选举新当选的。这屈指可数的44人，即使加上可能未披露的职工董事人数，在逾36000名的现职董监高群体中也只能算是沧海一粟。 200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公司法第45条除了涵盖旧45条规定的“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外，还特别规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也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与有限公司一样，新公司法也对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安排职工代表持鼓励态度，该法第109条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然而，相对于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有”职工董事的强制性规定，其他所有制企业“可以有”的两字之别，已注定让职工董事成为上市公司董监高群体中的边缘一族。 继新公司法之后，国务院国资委于2006年3月3日下发《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职工董事管理办法（试行）》，对该类企业职工董事的任职条件、方式、责权利以及任期、罢免等事项做出具体规定。相比之下，深交所当年9月25日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第十九条则要模糊得多，尽管规定了“公司应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起职工董事、职工监事选任制度，确保职工在公司治理中享有充分的权利”，但此项规定对上市公司来说并无多少约束力。 差别立法的不同约束应验在A股上市公司身上。本刊记者统计发现，43家公司中,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性质的企业或国资委等机构的达到38家，占比88.4%；大股东为境内非国有法人的企业有4家，分别是荣安地产、仁和药业、ST梅雁、宇通客车（施行过MBO）；而塔牌集团则是唯一由钟烈华等境内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38家大股东为国有性质的企业中，既有中国一重、中国化学、中国北车、中国中冶、武钢等央企，也有贵州茅台、泸州老窖、莱钢股份、福田汽车、涪陵榨菜等地方国企；既有大量制造业企业，也不乏陕国投A、山西证券等金融服务类公司。大股东平均持股比率为42.61%。 部分民营企业为何设立职工董事？塔牌集团证券部一位女士在电话中对记者说，公司是由国企改制而来的，董事会设立职工董事是深交所的要求。“不管其他公司是否遵守规定，我们是严格照办的。”她表示，职工董事并非形同虚设，对提高普通职工权益和中小投资者权益，进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都有好处。荣安地产、仁和药业同样属于深圳民营上市公司。对于为何设置职工董事，两家公司亦称“这是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规定”。 “贵族”俱乐部 在人们的理解中，职工往往指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特指一线的工人。而法律上则将职工定义为“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按理来说，职工董事应该向基层或一线职工倾斜，但事实情况远非如此。 在上述43家上市公司中，担任职工董事的工会主席（负责人）最多，达15人，占比34.09%；纪委书记为7人，占比15.91%。此外，职能部门负责人也是重要来源。同时，兼职现象在职工董事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中，17人身兼党委正副书记、常委或委员；7人在集团和股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