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权、知情权及人身权.docVIP

采访权、知情权及人身权记者所拥有的采访权、知情权和人身权，其实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保护记者的这些权益就是保护公民社会本身，就是保护每一个公民 发生在沈从文故乡湘西凤凰县的塌桥之灾，无疑正是近来最为业界关注的国内灾难性事件。截至本刊8月17日周五晚发稿，此案死亡人数已达47人，死者均系现场农民工，其情状惨烈之至。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均在事发之初即做出重要批示，表达了特别的关切之情。全国数十家媒体及时赶往凤凰县采访报道，向公众实时传递事件真相。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在惨案现场附近，竟然发生了多家媒体记者在当地县城一家招待所正常采访时被殴致伤的严重事件。据信，动手打人者系当地政府人员（参见《财经》本期相关报道“五记者凤凰采访遭群殴”）。 虽然此事已通过互联网为公众所知，但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打人者受到相应处罚、当地政府官员向受害人公开道歉的消息。更有甚者，遭到殴打的五名记者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和《经济观察报》，而湘西宣传官员事后仅在小范围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遭遇的“不愉快”致以“歉意”，且宣称其他媒体进行采访属于“违规”，“非法采访人身安全不受保护”。 对于这种言行，惊愕之余只能以“太过荒谬”概之。 “813”事故是今年以来全国发生的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也是桥梁施工中发生的少有的坍塌伤亡事故，“损失惨重，影响恶劣，必须彻底查明事故原因”（已赴凤凰调查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语）。只要对生命存有真诚关怀，只要不想让这样的惨剧重演，公众必然而且也完全有权利了解事故的真相，知悉事件的进展，探索事件的原因。为公众知情权，新闻记者必须尽职尽责地进行采访。如果说在事故现场采访时尚需考虑排险本身的技术性需要，五名记者在县城一家招待所对遇难者家属进行采访，其正当性就更加无可置疑。 进一步说，从最基本的法律关系角度看，任何一个人都有权了解事关公众利益的信息，这其中当然包括专业于此的记者。被采访者如果不是与该信息相关的身负职责的人，可以拒绝采访；被采访人如果是与该公共事件相关的当事人或者具体负责的政府事务官，原本有义务向公众主动提供信息；如果在现行状态下需要遵循事务官职业道德，不能擅自提供信息，则可以合理说明情况，因为信息可能需要政府官员去发布。但不论哪种情况，采访者当然有权提问。在任何法律法规的层面，“非法采访”一说都难以成立。 当前壅塞信息公开与公众知情的最流行做法之一，是以质疑记者作为采访者的“真实身份”为名，对采访活动进行阻挠。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采访者之所作所为。如果此人以采访之名诈取钱财或违法行事，则无论是否属职业记者，来自何等尊显的新闻单位，均应绳之以法。但如果非职业记者仅以记者名义了解某事的真相，他或她与被采访人之间只是形成某种道德关系，并在他或她与被假冒的媒体之间形成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即使要追究责任，也当由司法去解决。任何情形下，此事均不可由任何人用暴力去校正。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常识。人身安全是公民最低限度的权利。身为地方政府，对辖区内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均有保护之责。岂能面对记者人身权遭遇侵犯的现实，公然推卸责任，甚至视为当然？ 是非其实相当清楚。需要反思的是，近年来记者被打事件何以频频发生（参见《财经》本期“近年记者采访被打事件一览”）？回首往昔的惨剧，我们可以看到，对记者而言，其动机可能成为被打理由，其证件可能成为被打理由，甚至其所在媒体的官方权威度也可能成为被打理由。至惨重者，则其人可能被打致死致残，而行凶人往往能够以种种借口得到当地官方不同程度的荫护。新闻记者几乎成了高风险职业。这种情形在昭显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对于舆论监督的恐惧之情的同时，更表明其法治意识之淡漠。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之时，保护记者的权益应当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级基层政府的基本共识和坚决行动。 应当承认，在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记者的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方可体现社会信息的透明度，体现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承受度和成熟度，因此体现社会的和谐度。国内外的历史都已证明，记者这个职业特殊但并无特权。一方面，新闻工作者承载着现代社会特殊责任，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重要角色，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记者所拥有的采访权、知情权和人身权，其实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保护记者的这些权益就是保护公民社会本身，就是保护每一个公民。从凤凰塌桥记者被殴事件中痛定思痛，我们更应重申这个基本道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