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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绪论(3) 刑事立法的科学性 刑法在本质上是通过国家机器肯定一种感性害恶的存在 。刑罚是“国家所加用刑法　予以威吓的感性的害恶” ，只是刑法的这种害恶是一种正当之恶。也正因为此，在　刑事法律规范创制时就必须将刑罚这种害恶限定在必要的范围和限度内，以免使刑罚成为一种真正的害恶，一种不必要的害恶，而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甚至有害社会。 “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刑法理想的追求　，我们应当在创制刑事法律规范时贯穿科学思想，尽可能使刑法的内容规范、体系具有科学性。 刑法不能缺少科学性，否则，刑法所追求的自由、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就无法达到，其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机能也无从实现。如果说自由与正义是刑法的灵魂，那么科学就是刑法的生命。 我国《立法法》第6条明确地将科学性作为一项立法基本原则，“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直接将作为一般立法活动基本原则的科学性简单归化为刑事立法的一项原则，有其特殊意义。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过分强调刑法的阶级性和工具职能，将刑法视为推行国　家意志的暴力工具，工具性就成为刑法的根本特征，从而排斥了刑法的固有规律和属性　，忽视了刑法本身的科学性和其根本目的。“‘工具主义’的刑法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典　型表现，是把刑法作为推行社会政策的工具。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和某项社会政策的实行，无一不是以刑法作为最有力的法律后盾。而在一个法制不健全、尤其缺乏把法律神圣化传统的国家中，刑法就极易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属物，而丧失其作为法律规范的独立性。” 我国已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整体变革，政府不再享有无限权力，刑法价值观念就需要重新定位，刑法不能再仅仅被视为没有独立品格的推行社会政策的工具 刑法除了有一定程度的保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价值，更重要的是被用来限制刑罚，即限制国家随意发动刑罚权，防止刑罚权的滥用。 “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它不只是可罚性的源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现出悖论性：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 “立法者的任务并不是建立某种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发地型构起来，并得以不断地重构。” 刑事立法的科学性是指创制刑事法律规范时要贯穿科学思想，运用科学技术方法，使刑事法律规范内容全面、系统、明确、协调，富于理性。 科学的刑法价值观应当定位于：既要摈弃社会本位观，又要摈弃个体本位观，而对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建立一个双重保护机制，并注重协调社会秩序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冲突。“当代生活日趋增长的复杂性以及各种相互抵触的社会势力的冲突，使法律在某些情形下为了公众利益而分配自由或限制自由成了必要。” “法律一直是促进自由的一个重要力量，并与此同时，在限制自由范围的方面　也起着作用。”这就充分显现出法律作为自由和秩序的平衡器的重要性 。 在我国，科学的刑法价值观念应当是以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作为刑法的终极价值而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作为刑法的重要机能，并在此前提下尽力维持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 因为法治首先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一切权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的权力的限制。 另外，我国科学的刑法价值观念也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需要相适应的。我国的科学刑法价值观念必须体现在刑事立法上，否则它只能永远停留在观念上，而无法得到保障。“现代法治条件下的法律，应把主体的自由与秩序当做全人类共有的需求而注入其中，使法律具有最灵活的操作性，从而，通过法律使自由达到最大化，令秩序达到最佳化。” 刑法的科学性，从刑事法律规范本身来讲，主要应当体现出 系统性 确定性 协调性 系统是指“自成体系的组织；相同或相类的事物按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或指“始终一贯的条理；顺序。” 刑法的系统性即是指刑事法律规范自成体系，并且各条文、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始终一贯、秩序井然，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一种特质。 刑法的系统性 首先要求在刑事立法时引入系统的观念。刑事立法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要考虑各种犯罪现状及发展趋势、立法主体水平、司法水平、法益保护、犯罪人的权利、社会秩序的维护、刑法价值观念、刑法传统、刑法理论、国家利益(如管辖权)、　社会伦理道德、国际法律环境影响、国家义务、刑法条文内部的合理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