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银行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探究.doc

中资银行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探究摘 要: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1932年至1936年间71家中资银行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性质银行的效率水平存在差异,其中,官办银行和官商合办银行技术效率的提高与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而且随着政府对金融业垄断程度的加强,官办银行的技术效率呈现出持续的上升趋势;而商办银行的技术效率相对较低,且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同时,技术效率的降低也造成此类银行生产率的衰退。 关键词: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Malmquist指数 中图分类号:F8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1-0010-04 一、引言 中资银行在1932-1936年间发展速度较快。根据刘克祥(2007)[1]的统计,中资银行数在这段时期内从210家增加到258家,年均增长率为4.2%;资产总额从30多亿元增长到70多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4%。国民政府对银行业的管制是这一时期中国银行市场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渗透、控制商办银行;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1935年先后设立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控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中国农民银行,建立起了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的数量和资本占中资银行总额的比重分别从1932年的20%和35.4%上升到1936年的24.7%和56.3%。 关于这一时期中资银行发展迅速的原因,钟思远(1994)[2]从竞争环境变化角度进行了解释,1933年废两改元的实施和票据交换所的成立,便利了银行业务的操作,使得钱庄的优势地位被彻底动摇。同时,外商银行的特权在这一阶段受到限制,钱庄和外商银行两股势力的消退为中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朱荫贵(2002)[3]从银行家队伍的成长和银行经营运作理念的变化等内在因素,以及银行制度的演变、银行业法规的建设等外部因素的角度做出解释。 上述研究有助于认识20世纪30年代中资银行的经营概况,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考察过这一时期中资银行的技术效率。银行技术效率指的是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通过衡量中资银行的技术效率,就可以判断其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文将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估计1932-1936年中资银行的技术效率,并将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鉴于所有权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也是银行效率研究的焦点之一,两类银行的效率差异也有待于本文的进一步分析。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选取 DEA运用线性规划来构建生产前沿,并衡量相对于前沿的效率。假定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K个投入和M个产出。第i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向量分别表示为xi和yi。投入矩阵X表示为K×N,产出矩阵Y表示为M×N,代表了N个决策单元所有的数据。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基于投入导向的决策单元效率值求解如下: 公式(1)中, 是效率值, 是常数向量。如果 =1,那么该银行是有效率的,因为它处于生产前沿;如果 ,银行是无效率的,需要减少 的投入量才能够位于生产前沿。 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其投入产出的定义方法通常包括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其中中介法最具可操作性,也是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本文采用中介法定义银行的投入产出。中介法所选用的投入变量通常包括员工、资本、设备和存款;产出变量通常包括放款和投资。本文的估计模型采用四个投入变量和两个产出变量,投入变量包括固定资产净值、营业费用、所有者权益和存款;产出变量包括放款和有价证券。本文选取1932-1936年间具有连续时间序列数据的71家中资银行 作为分析样本,其中官办银行12家,官商合办银行9家,商办银行50家。数据来源于1934-1937年的《全国银行年鉴》。[4]本文的研究利用了DEAP Version 2.1统计分析软件。 三、银行效率实证分析结果 按照前述所选取的投入产出变量,并采用规模报酬可变(VRS)条件下,投入导向的DEA模型,得出样本银行的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的分值,对所估计出效率值的分析如下: (一)技术效率变化 如表1所示,中资银行的整体技术效率平均值仅为0.599,说明中资银行的投入资源浪费约40%,即中资银行整体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将银行资产和负债转化为放款和有价证券投资的能力不强。从时序变化来看,中资银行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在样本期内不断下降。1932年的平均效率值最高,之后呈现下降趋势,1936年的平均效率值最低为0.56,相对于1932年下降了17.3%。 从不同银行情况来看。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