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及政策性金融职能定位.docVIP

新农村建设及政策性金融职能定位今年年初以来，农发行的业务拓展正按照国务院“增加功能”等原则稳步推进。本文以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政策性―合作―商业性”农村金融体系的选择和定位问题为切入点，并根据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国际挑战和农产品交易条件不断恶化两个约束条件，探讨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作用，特别是对培育不同地区间农业比较优势的意义。 新农村建设凸显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定位不足 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994年的成立，我国“政策性―合作―商业性”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框架也正式形成。假如我们按照这条思路真正建立了健康的农村金融动态回流体系，可以设想，农户通过政策扶植可以全面脱贫并维持简单再生产，在合作金融支持下可以实现初步致富并实现初级层次的扩大再生产，在商业性金融的竞争条件下，真正具备经营能力的农户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扩大再生产，甚至带动本乡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城镇化和非农化。但问题是，为何这个设置相当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客观上没有使全国的农村地区出现迅速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本文试图从参与主体方面来揭示其中的原因。 首先，2005年以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过窄，没有真正起到支持农业开发的作用。作为国家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该一方面为国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支持农业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参与农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还应该直接面向农村地区和农户，把消除贫困、平准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降低农民的系统性风险作为主要任务。也即，它应该发挥转移支付职能，起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资金，代理财政支农资金拨付，代理农业保险或农业信贷保险，代理国际组织农业贷款等方面的作用，协助欠发达农村地区实现经济起飞所必须的原始积累。这些是合作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在目前无法实现的。但随着农业发展银行1998年开始的粮棉收购资金封闭管理以及业务的单一化，1998～2005年间，其业务领域被限制在一个过窄的范围内，主要负责粮棉油收购、储运等环节的资金提供，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面临业务严重萎缩的局面，其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职能没有充分起到在上述两个层次提供公共品的作用。可以说，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农村投融资体系中的实际缺位，致使我国农村投融资体系不仅缺乏统一的引导和监督力量，也影响了支农资金的有效投入。 其次，农村合作金融不具备合作制的特点。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应该定位于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之间，用以提供准公共品，一方面，在社员群体间，合作金融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只要是社员，就有权利获得附带各种优惠条件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在各个社员获得金融服务的质量上具有竞争性，即不同条件、不同信用状况的农户得到的融资支持是不同的。具体到我国当前农村合作金融的主体――农村信用社而言，其生存与进一步发展面临以下一些问题：一是信用社的性质不明确，为社员服务没有体制上的保证。多数信用社中社员股金占的比重很少，在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上类似国有金融机构，不少信用社向商业化转变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二是农村信用社历史上形成了大量不良贷款和亏损挂账，包袱沉重。多数地方的信用社不良贷款率较高，相当比例的信用社已经资不抵债。三是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难，资金紧张，无力扩大支农信贷规模。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三农”对贷款的需求已经远远不限于粮食生产。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农户固定调查点进行的抽样调查，多数农户从信用社得到贷款难度较大。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通过民间借贷借入190元，分别占借入资金总量的25%和75%。据江西省农调队对全省245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2003年有574户有借贷行为，占23.4%，其中从信用社得到贷款的有120户，占被调查农户的4.9%；从2001年至2003年，从信用社得到的贷款仅占农户总借贷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间贷款所占比重为76～86%。 第三，商业性金融根据优胜劣汰原则进一步向城市和优势产业集中。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风险和提高经营效益的考虑，已经大规模撤离农村，贷款权纷纷上收，留在县和县级以下的分支机构主要以吸收存款为主，从农村吸收的资金更多地投向回报高的产业和地区。2003年，湖南省内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农业贷款余额分别为0.75亿元、0.97亿元和3万元，在农业贷款总额中的份额几乎微不足道，但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存款中占的份额却达53.4%。出现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本质具有逐利性，他们必须坚持资金配置上的优胜劣汰，通过内控制度建设和风险管理，彻底分离政策性业务与商业金融，最大程度地降低道德风险，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正确引导资金投向，鼓励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调整的作用。可以说，商业性金融服务是典型的私人品，其消费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和竞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