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传统反思东西方市场经济的近代形成路径.docVIP

　　从文化传统反思东西方市场经济的近代形成路径|第1 内容显示中Hayek（1982）曾说过：“如果历史上有什么事情几乎完全失败了的话，那就是人们对道德变迁之原因——在这些原因中，说教可能最不重要——的解释，但这些原因有可能是那些决定人类演进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Hayek的这一见解，含义甚深。它有两重意思：一是道德变迁的原因难以理解，且难以解释；二是道德与社会制序（socialinstitutions）（注：在本文中，笔者把英文的“institution”翻译为“制序”。由于英文“institution”主要含有“theestablishedorderbyeta-ethics）思想家如CharlesL.Stevenson，以至到当代博弈论经济学家如JohnHarsanyi和KenBinmore，都一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但Hayek的上述逻辑断想看来是对的，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制序都有一定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在任何社会制序的产生、形成和变迁中，均会起一定的作用。 　　然而，“理性直观”和“逻辑断想”无法替代“科学”的“求证”。尤其是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更是如此。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与社会制序的产生、形成和变迁的关联机制是怎样的？我们如何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验证”Hayek的上述理论断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Greif教授（1992、1993、1994）开辟了颇受西方学界瞩目的“历史比较制序分析”理论进路（approach）。在其历史比较博弈分析的理论建构中，Greif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道德（他称之为“文化信念”，即“culturalbelief”）与社会制序的产生与形成的关联机制做一些解释。本文简要介绍Greif教授的“历史比较制序分析”的理论成果，并从中反思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道德类型”在东西方近代市场秩序形成与变迁程度上所引致的差异及其原因，以及伴随不同制序变迁路径的社会经济后果。 　　　　　　一、理论假定 　　为了使我们的思考由纯思辩的理性推理走向“历史的理论分析”，从而更接近现实世界的“真实图景”，我们先把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和交往视为社会博弈，而把社会中的人视为各种博弈者（players）。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社会中的博弈者分成两个类型：C类型（自私型的“骗子”，英文为“selfishCheat”）的“直接理性最大化”的无道德感的人；H类型（自利型的“诚实人”，英文为“egoisticHonest”）的有道德约束的理性最大化者。在广义“多人囚犯困境”的社会博弈中，与所有人都选择H类型策略相比，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选择C类型策略将导致每个人“景况更差”（perative），社会伦理和道德标准是通过“文化濡化”（enculturalization）和文化演进的社会过程而成为一个社群或社会成员的共同知识的。如果把文化濡化看成是导致社会制序的历史连续性、延续性和承传性的一种社会机制过程，那么，伦理和道德对社会的制序化、经济组织的形式、社会结构的定型与演变以至社会制序安排的经济后果所产生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从市场秩序的微观形成机制看，任何社会既存的文化信念、道德伦理作为人们的一种“共同知识”，会决定和影响处于一定社会博弈安排中的每个博弈者对他人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的预期。按照演进博弈论的经济分析思路，我们认为，从社会传统中延续下来的文化信念和伦理道德与处在一定社会背景和文化濡化机制中的个人博弈策略选择中的“凝聚点”（focalpoint）和“合作预期”密切相关，它们直接影响社会博弈的均衡，对社会博弈规则及其实施机制的形成产生作用，从而在社会制序安排上固化下来。 　　人们在社会博弈中采取哪种策略，不仅是一个个人理性计算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理性与道德的权衡问题（即是审慎推理还是道德推理？）（注：按照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哲学教授DavidGauthier（1988）的解释，审慎推理（prudentialreasoning）是要解决“ichaelJ.Sandel、CharlesTaylor、AlasdairMacIntyre和Michaelaghrib）是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Maghrib”原为阿拉伯语，意为“阿拉伯的西方”。马格里布的地域覆盖现在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大部分地区。公元7世纪左右，曾有过“马格里布”国家。热那亚（Genoa）则是拉丁世界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曾是后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城邦国。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在11和12世纪，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商人面临同样的贸易环境，运用同样的航海和陆地交通技术，并差不多进行同类商品的贸易。惟一不同的是，马格里布商人持一种以诚信为主的文化信念，主要在穆斯林世界内部进行商业和贸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