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道德到依法问责——对于我国高官问责建制的若干思考.docVIP

　　从行政道德到依法问责——对于我国高官问责建制的若干思考|第1 内容显示中 　摘 要：高官问责再度引起了公众对于行政道德的关注，它在制度上适时填补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道德抑或伦理的约束只是一种软性力量。高官问责在界域和体制维度上的建构、扩展以及纵深，根本上有利于通过法制他律最终促成行政部门的道德自律。实现问责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预期性，其关键即是从行政道德走向依法问责。 关键词：高官问责；行政道德；依法问责；制度化 简介：赵 蕾（1979年—），女，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人力资源管理。 自2003年非典时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有十数位高官因失职而去职，问责风暴再度触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成为扣动新一轮行政改革的政策引擎，问责制度则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任何一种政治现象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的理论诉求。高官问责亦是如此。对于高官问责特别是它的理论模型和现实发展的深度解析，无疑是建构良性化的问责制度及其支撑体系的必经之途。 一、高官问责的理论模型 公共行政是政治的、经济的，更是道德的。一般说来，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之改革与发展沿着两条路径前行：一是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道路，这是公共行政运行机制的制度化建设；一是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道路，这是对于政府存在价值和道德定位的建构。换言之，公共领域必须由法制和道德共同作用。在这一领域中，对于道德的忽视必然导致法制作用及其效能的严重衰减。缺乏道德的支持，法律制度就是僵化的规范体系，在灵活具体的公共生活和行政行为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①]在我国行政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人们发现，以往过于关注效率、技术等参量，忽视了行政道德的建构或者是至少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当前，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已经成为行政改革与建构新型施政模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我们认为，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包含两个维度： 一是公共行政体系（制度和体制）的道德化。惟有制度和体制的道德才是深刻和广泛的，才是具有稳定引导功能的行为规范，这是任何个体道德都无法实现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观念相互冲突，道德评价界限模糊，这就亟需以制度和体制的形式建立起一系列明确的道德规范，使行政人员在被鼓励的、被允许的、被反对的和被禁止的行为之间树立起坚定明晰的价值取向。激励有道德觉悟的行政人员，惩戒和制裁道德觉悟低的行政人员。总之，公共行政体系的道德化就是要改变其与道德相分离的倾向，在制度安排中给予道德规范以合理性的地位，并包含道德实现的可能性。 二是行政人员的道德化。政府之于公共需求的供给有两种方式：制度性供给和随机性供给，两者是一个互动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良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供给对于整个公共行政体系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最为基本的和作为“平均线”而存在的框架，它不能解决制度运行中的全部问题，而随机性供给，即行政人员对公权力的行使则是具体的、灵活的。换言之，制度性供给往往通过随机性供给加以实现。如果进一步推绎，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制度安排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无弗至远，它总是存在一些空白和失灵的地带。而行政人员的道德和素质支持，则能够弥补制度设计上的不足，或者至少将运行过程中制度安排的弱点和不足反馈到制度的修正与再设计中，使这种不足可能造成的危机得以缓解。[②] 自非典期间延续至今的问责风暴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和政府不断成熟之必然。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尽管某些行政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在相关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是没有责任与纰漏的，但在道德和伦理上却是难辞其咎的，而现有制度却不足以对他们施以惩戒和制裁。在治理观念日渐科学化与系统结构逐步合理化的今天，政府运行机制中官员个人和制度内涵的道德因素缺失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与建构政治文明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屏障。高官问责作为一种要求当事人承担责任的监督途径，则适时填补了现存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为我国公共行政的运行注入了更深层的民主政治和道德伦理的内涵。[③] 我国倡导的法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效能型政府等模型，只是行政改革的外向型出路或是内向型调整，而对于公共行政体系及其所属人员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定位，才是我国行政改革中更为根本的内在驱动力的整合。目标和结果不能代替手段与途径。道德抑或是伦理的约束毕竟只是一种软性力量，它的复位仍然要通过制度化的硬性约束加以实现，这也是高官问责建制之于行政道德与行政改革的更为关键的价值所在。 二、高官问责的扩展与纵深 2002年12月31日，重庆市彭水县原副县长蒋成谷因其任内频发的恶性交通事故感觉难辞其责，由此成为因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的第一人。而其依据的名为《重庆市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实施办法》的文件，据称是我国第一个关于引咎辞职的正式文件。近年来，引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