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强国的和平崛起与历史经验.docVIP

　　信息强国的和平崛起与历史经验|第1 第1建立强国，需要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思想家。随着中国日渐崛起，强国战略成为热门话题。惟所需思想家却不曾见识。近日再读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深为折服。窃以为，若论大智慧，把自己设为先发国的揣测者，不可不读斯密、李嘉图；设自己为后发国而想先至者，则不可不读李斯特。 秦王朝崛起前有李斯，德国崛起前有李斯特，美国崛起前有刻在了山上的几个思想家……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提前数十年想清了可以概括强国战略的那“几张纸”。反之，未有强国战略而强国者，鲜矣。最近，我国东边出现了“使日本处于自明治维新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中”的GNC运动，令美国朝野深感震撼。试问国内有几个“战略家”知道？更不用说对策了。 所以，需要耐心来讨论这个问题。历史经验往往是最好的老师，温故而知新，中国要想和平崛起为信息强国，也不例外。 强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雄才大略的思想家与匠人型学者的区别在于，匠人型学者往往会抓住某种教条，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而雄才大略者的思维，往往站在历史高度，与时俱进。 现在许多匠人型学者都在援引斯密或李嘉图的教条，而当时的李斯特早已洞若观火地指出，斯密提倡的自由贸易，反映的是英国作为先发国的利益；德国需要贸易保护，是因为它处在后发的位置上。李斯特以英美“工业品—原料”贸易为例指出，假设两国贸易中断，“如果根据价值理论观点来看，似乎发生不利影响的一定是在美国一方；然而如果以生产力理论为依据，则足以招致无限损害的必然是在英国一方”。（这与当前美国限制高技术向中国出口的情形很相似）。 世人以为李斯特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并以此作为经济学史上的定论。事实上，按照李斯特的理论方法推论，如果斯密是德国人，而李斯特是英国人，他们的贸易主张可能会倒过来。李斯特实际主张的是，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工业化后发国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收先发国的生产力。“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他举的例子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国）。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后发国向先发国并行过程中，宜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本国工业（他举的例子是德国和美国，以及法国）。在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已成为先发国的强国，应当再回过头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输出本国的制成品。“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他举的例子是英国）。只不过李斯特所在的德国正好处在第二阶段，他为本国利益说话，所以形成他的理论是保护主义的错觉。 历史主义的特点—与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有一个重要相通处—是主张XX特色的XX道路。强调系统（普遍真理）与环境（具体国情）的一对一匹配。（例如是否实行自由贸易，要视先发后发而定）。用李斯特的话来说，“历史教导我们的是，凡是先天的禀赋不薄，在财富、力量上要达到最高度发展时所需的一切资源面面俱备的那些国家，就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有人以为，照搬照抄先发国的成功经验、成功制度，就一定会取得成功。例如，我国知识产权立法拷贝的就是先发国的东西，而且比知识出口国美国还激进。历史经验表明，愿望与实际总是恰好相反。这一点在设计强国战略时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农业化也好，工业化也好，信息化也好，如果一场生产力革命形成的社会新秩序是由战争确定的。利益会体现在战后瓜分势力范围的协定中（如雅尔塔协定）。但如果不是由战争而是由贸易形成的，体现利益的秩序就会隐含在先发国制订的游戏规则中。先发国抑制后发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以为这种规则是代表后发国利益的。李斯特举了许多先发国诱骗后发国接受这种规则从而上当的例子。 例如，威廉·庇特是第一个对《国富论》进行政治性利用的政治家。他经常随身带着一本《国富论》，利用法国人缺乏经验和政治眼光，诱使他们赞成伊甸条约。“他说法国生来是宜于农业和酒类生产的，就象英国生来是宜于工业生产一样。这两个国家应当互相发生作用，就象两个大商家，彼此行业不同，但是可以互相进行交换商品，使双方都富裕起来”。其中的“欺骗点”在于：“英国向来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用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与原料，只有进行这样的国外贸易，才能达到最高度富强，这一点在这里却一字不提。” 李斯特举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例子，读起来非常有意思。例如，英国的斯尔累勋爵欺骗外国成功后，却被本国的贵族“杀掉了产金蛋的母鸡”；坎宁如何在理论界的帮助下企图欺骗法国和美国，却被更老于世故的维莱耳识破花招（维莱耳耍弄坎宁说，“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地步”，“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时，他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气得坎宁七窍生烟）；还有英国人想骗美国人，却把自己绕进去了（如赫斯启森）……等等。 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正好处在李斯特说的后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