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如何“传道授业解惑”.docVIP

师者，如何“传道授业解惑”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中国教书育人者的千年信条。而我们所传的“道”、授的“业”，又长期一贯都是有特定范围的：这在过去就是《四书五经》；而在现在就是《教学大纲》所规定的，甚至就是教材。在传授方式上，因为试题多有“标准答案”，因而自然就是填压、灌输。 　　由于所传授知识的范围是受局限的，这就决定了学生获得的知识也必然是有局限的。关于这一点，我有切身的体会： 　　中学时学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老师富有激情的朗诵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可就是没有给我们“展开”讲，课外参考资料就更无从谈起，于是“幽燕”在哪儿？“魏武”是谁？“遗”的什么篇？这些都成了我多年的疑问。学鲁迅的《拿来主义》，“且介亭”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亭？也像甲秀楼、岳阳楼那样的吗？也困扰了我好几年。 　　最近读了两篇短文，给我的震动很大。 　　一篇是杨恒均的《令中国式教育震撼》，说的是他把儿子带去美国读小学，“看着他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沉甸甸的”。渐渐地，儿子就“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而翻阅了那些书后就“头也不抬”地做“作业”，几天后完成的竟是一本二十几页的题为《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小册子。一段时间后，老师又布置了题为《我怎样看人类文化》的“作业”，六年级快结束时，老师布置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于是他认为：“老师正是通过这样的设问，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他们“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却“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却“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 　　另一篇是龙应台的《德国人怎样上历史课》，说的是德国一所学校高中部的历史课教学。一是不看重教科书，老师会在上课前要求学生读很多第一手资料，从而去分析形成历史事件的真正原因。二是开放式教学，“不是让学生去背诵任何已经写进某本书里的叙述或评价，而是要学生尽量从第一手资料中看出端倪”，然后通过激烈的课堂辩论形成自己的判断。至于考试，题目“都是要你写文章回答的”，“测验的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见解”。 　　如果在中国，有哪一位小学生“创造”出了美国小学生所完成的“作业”那样的成果，恐怕将被公认为“神童”，而在美国，却成为小学教育的普遍现象；有哪一位教师像德国的历史课教学那样把教材甩在一边而让学生在课堂上“漫无边际”地展开辩论，恐怕将被看作“不可思议的狂躁举动”，而在德国，应该是他们中学教育的常规行为。而他们与我们如此反差的教育在“培养人才”这个终极成果上的差别，早被二十多年前中国与美国互派教育考察团考察并跟踪监测出的结果所验证。 　　当然，我们今天给学生传授知识的途径比过去多得多了，也要求通过多渠道形象生动的讲解，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去记忆，并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但跟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确也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但要缩小甚至消灭这个差距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要做的应该首先就是观念上的改变，其次是体制和制度的创新，最后才是教育教学方法的更替。而这三者之间又需要既分先后而又同步配套地进行。 　　上述两篇短文?o我们的启示恐怕还不止这些，但更为重要的是引用。但愿我们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努力借鉴人类创造的优秀教育教学成果，早日更好地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传道授业解惑”。 　　（作者单位：贵州省仁怀市第八中学）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