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宪法学的几个理论问题.docVIP

　　李步云：宪法学的几个理论问题|第1 内容加载中... 宪法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曾经有学者认为宪法学已经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我不这样认为。其实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一是从理论上深入，因为宪法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不仅有法律理论，还包括政治学理论、行政学理论的一些原理问题；二是对规则的研究，研究要深入，要很细，研究一个宪法规范可以写几本书；三是进行比较研究。今天要谈的几个问题都比较热门，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法的一般理论和宪法理论。我想就这些谈谈个人的想法。 一、法律至上 1979年9月我和其它两位同志在《论以法治国》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法律至上的观点，当时就有人反对，正式稿子把它删掉了。1989年，我在《中国法制改革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又主张“必须响亮地提出法律至上的口号，保证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1989年王家福、刘海年和我发表的《论法制改革》中提出的五个原则中包括了法律至上原则。夏勇在《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关于“法治”的解释也提出了法律至上。此外李光灿、王礼明、程燎原、倪正茂等同志都持这种主张。我在1999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依法治国的里程碑》一文中的十个法律原则中也包括了法律至上。所以在法学界对法律至上的观点提出质疑的不多，但也不是没有。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胡乔木主持起草小组的预备会议时，王叔文曾经问过胡乔木，“现在有人提出法律至上，你认为对不对？”胡乔木回答：“法律不能至上，国家也不能至上。”顺便说一下，我个人认为国家不能至上是对的，我们过去吃过这方面的亏，其表现有三个：一表现为国家利益至上。在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群体利益之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忽略了地方、单位、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制度高度集中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在调整这种利益关系；二表现为国家职能至上，国家把一切都包了，现在国家职能要进行转变，实现“小国家，大社会”，扩大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三表现为国家权力至上。在权利（right）和权力（pop;#8226；#8226；#8226；近代法治的任务就是要用法律的功能约束老百姓和官吏，但主要是官吏。这是由人民主权原则且又必须实行代议制的情况所决定，是现代宪法产生的根本目的之一。而且，老百姓手中无权，直接治理国家的不是民而是官；要依照法律治国的也不是民而是官。张光博教授认为依法治国“不能解释为依法治吏或依法治权，法和国家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通过官吏实行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不是首先对付自己的工作人员，应对付被统治阶级”。这里涉及到一些词的用法。依法治国中的治不是对付，是治理、约束、管理之意。如果是对付被统治阶级，依法治国的意义究竟还有多大？这涉及到法理学界依然在争论的法的本质问题。现在还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最先对此提出质疑的不是法学界，而是胡乔木同志。“现在还有没有被统治阶级？从1956年以后没有一个被统治阶级，哪里还有统治阶级？因此是不对的。”无论从立法、司法实践，还是从社会现实来看，我们并没有在立法、司法的时候考虑怎样对付被统治阶级，没有人在立法过程中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是讨论利益关系，用一定的伦理道德、一整套的价值准则来分配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这才是法律的本质问题。因此法律的本质应是利益问题、道德问题，即统治者用一定的伦理道德、价值准则来分配社会的各种利益。法律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权利的核心是利益问题，义务是一种负担（利益的负担），权利是一种享有（利益的享有）。 三、宪法监督 张光博教授认为“如果其它中央国家机关或者法律发生违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日常行使职权过程中即可解决，可以说关于违宪问题在我国制度设计过程中就已经消化了。”也就是说关于违宪理论的探讨、违宪审查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宪法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宪法理论界还没有人提出过这种令人吃惊的看法。1982年《宪法》通过时有3票弃权，这在我们立宪史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当时这三个人都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弃权的主要理由是82年《宪法》没有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当时宪法学界对此的呼声很高，一直到开会表决之前，意见大都集中在这点。胡绳在写82年《宪法》讲话稿时，内部有一个报告，其中提到“我们现在条件还不太成熟，经验还不够”。此后18年来，宪法学界一直在呼吁设立违宪审查制度，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次许崇德在全国人大讲课时，除讲了一些基本知识以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宪法》如何实施？如何保障其实施？二是违宪审查的问题。在理论界，有一系列概念的解释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无法得出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如违宪的主体是谁？（是国家领导人？国家主要干部？高级干部？老百姓有没有违宪问题？）违什么东西是违宪？《宪法》规定公开审判制度，我们长期以来很多案件都不公开，是不是违宪？违反宪法的哪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