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期语文课外活动述评.docVIP

二十世纪前期语文课外活动述评从1904年语文单独设科至1920年前,整体上而言,中国语文教育对语文课外学习活动的关注是极其少的。 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以后,中小学实行分科教学,诸多学科都大量引进了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唯独语文学科却并没有因这一新的章程的颁布和实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时的课程名称主要有三,即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以及读经讲经,其教学内容主要是以读古文、学古文为主。《奏定学堂章程》明确指出,读经讲经的教材是“四书”“五经”《尔雅》《左传》等儒家经典;而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科目所说的日用常见之字、四民通用之文理也是指向浅近的文言文而言的。当时编制的有影响的语文教材,譬如刘师培的《中国文学教科书》、吴增祺的《国文教科书》等,虽编写体制有别,但其内容均为古文诗赋。一言以蔽之,这一阶段中国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传统语文教育的延续,即脱离语言实际、脱离运用实际;课堂教学方法仍以评点串讲为主,学生则主要靠记忆与模仿。由于课堂所学与实际所用的背离――课堂所学的是文言,生活所用的是白话,在这样的情形下,语文教学是很难“开放”(事实上也无需“开放”)其教学场地的,也更难想到“语文学习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如此,语文课文学习活动自然提不上议事日程,期间所颁布的各种文件对语文课文学习活动也无任何反映。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1912年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标准》,此课程标准废除了中小学的“读经讲经”一科,并将此前的“中国文字”科和“中国文学”科均改为“国文”科。这个“国文”科事实上其教学内容也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同年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指出,初等小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简单文字之读法、书法、作法,渐授以日用文章,并使练习语言。”高等小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普通文之读法、书法、作法,并使练习语言。”同年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则指出:“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篇目之文字,兼课习字。”显然,两份文件均未提及与课文相关的任何语文学习活动。从语文教科书来看,民国之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吴增祺编选的《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19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国英编、张元济等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以及19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谢无量编的《新制国文教本》等,均是清一色的古文选编。教学内容制约着教学方法,无疑,这些古文其教学方法依旧是以课内评点串讲为主,语文课外学习活动依旧缺乏存在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介绍国外教学方法的文章逐渐增多,如自学辅导法、自动辅导法等。既然是“自学”,教学主体必将开始由教师向学生转移,而教学场地则必将开始由课内向课外拓展,因此,语文课外学习活动在这些新的教学思想的催生下也就自然开始萌发了。 从20世纪20年代起,语文课外学习活动逐渐开始显露端倪。当然这种“显露”主要存在于教学实践中,在语文课程标准层面还没有得到正式认可。 “五四”时期全社会广泛要求“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在此大背景下,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改“国文”为“国语”。至此,现代白话文逐渐开始进入中国语文教育。白话文教学不像文言文教学,它不需要逐句逐字地讲解,换言之,白话文在语言文字方面学生一般都可以理解,因此,当时的语文教师教学的重心是教材文本的思想内容,否则,语文教学就没得可讲了。由于倡导白话文的初衷是开启民智,当时教材所选的文本内容大多是关于社会、人生、“主义”等问题,即和现实生活联系非常紧密,这就为语文课外学习活动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由于教学内容的改变,教学方法也必将作相应调整。当时西方的教育新理念不断涌入,其中关于调动学生自主性、主动性方面尤为倡导。语文教学也受其影响,当时就有人主张:“盖课内教授,仅为指导课外自读之预备。国文之主课,宜于课外自读求之,不当斤斤于课内求之也。”甚至认为:“对于国文教授之希望,在费课本而代以课外自读,课内之任务,仅为指示订正而已”。[1]孙?工、沈仲九在《初级中学国文读本》(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说:“国文教授,专在指导学生以研究的门径,使他们养成自己研究的能力和习惯。无论读本和其他书籍,都要学生自己阅看,做成读书录,……”显然,这些思想和陶行知先生当年大力提倡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等理念是一致的。总之,从20世纪20年代起,语文教学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语文课外学习活动。 这一阶段在教学实践中,对语文课外学习活动关注尤为突出的要属当时誉满全国的名校春晖中学。春晖中学由当时的浙江第一师范前校长、著名教育家经享颐先生于1921年创办,创办伊始便进行了语文教学改革,主持教学改革的是夏?尊先生。在阅读教改方面,春晖中学特别注重学生课外的阅读,专门开列了一份广泛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古今中外的优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