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纵论角度看严复及林纾翻译历史文化语境.docVIP

从操纵论角度看严复及林纾翻译历史文化语境摘要: 本文运用操纵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阐述了这一时代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分析了严复和林纾翻译的赞助人,并指出, 只有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客观因素才能给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一个正确的评价。 关键词: 翻译 操纵理论 历史文化语境 近代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延续到1919年辛亥革命。期间,无数优秀的中国人都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向西方学习,将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译介给国人,使其开阔视野,知己知彼。严复与林纾正是近代中国两位主要的翻译家。学者们曾对他们的翻译作过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从传统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传统翻译理论是以原文为出发点,强调文字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很多关于严复与林纾翻译的评论都存有一定的偏见,或者说是不够全面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特拉维夫大学的佐哈尔教授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并指出翻译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元系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从此,翻译不再仅仅处于语言的层面,“文化转换”开始在翻译研究中显现。理论学家开始意识到翻译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应关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赫尔姆斯发展了这一理论,并提出“从译语文学角度看,所有的翻译都会出于某一原因,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操纵”。(赫尔姆斯,1985:11)这一理论为研究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笔者将从这一新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与林纾翻译活动的影响。 1.翻译操纵理论简介 自“文化转换”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以后,翻译研究便从以前的以原语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向以译语为中心的研究方式,且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翻译时的历史文化语境。 操纵理论的代表学者勒弗菲尔提出了两个控制因素,并指出他们控制着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使其不会与社会其它子系统脱离。这两个控制因素中一个处于文化系统内,另一个则在其外。具体而言,第一个因素由“专家”来代表,在文化系统中“专家”是指评论家、批评家、老师和译者。他们会不时地给那些与当时的主流文化,即当时的诗学观与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文学作品以压力。第二个控制因素在文学系统之外,被称作“赞助人”(个人或者机构)。他们有能力促进或阻碍一个文学作品的撰写、传播与重写。因此,意识形态、赞助人与诗学观控制着文化系统,从而控制着文学作品的产生。当然,翻译作品也受到这些因素的控制。将具体分析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赞助人与诗学观。 2.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主要关系到某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同时,某一特定时期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与存在于此时的翻译作品是相互作用的:意识形态决定着译者将使用的基本翻译策略和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所采取的处理方法;翻译作品则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反作用。 自封建制度确立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独立、经济自给的国家。但从十九世纪后半段开始,这一切都改变了。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给原本骄傲自大的中国人以重大打击,也标志着中国人民灾难的到来。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中国濒临灭亡,而中国人也将沦为奴隶。因此,当时的主导政治意识是唤醒中国人民,赶走外国侵略者,以期重建往日的辉煌。严复和林纾生活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他们目睹了中国一步步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自身的政治意识是相对复杂的。 严复在英国留学时曾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他想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医愚”。因此,在翻译中,他推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理论来唤醒当时的中国人。同样,林纾在其翻译作品的《前言》和《后续》中也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意识。在《黑奴吁天录》的《跋》中他写道:“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林纾,魏易,1981b:206)然而,在另一方面,严复与林纾深信王道,他们对清王朝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期望中国进行改革,但这场改革应该由皇帝来领导,并且,应该是一场循序渐进的改革,而非革命,他们希望中国也能采取君主立宪制。 3.赞助人 赞助人是影响翻译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既可以是个人,如吴汝伦,又可以是一个群体,如社会团体、出版商或媒体。赞助人可以有力地促进他认为优秀的翻译作品的传播,也可以有效地阻止他认为不合时宜的翻译作品的出版与发行。(勒弗菲尔,1992:19) 3.1严复的赞助人 严复清楚地知道他的目标读者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清朝的统治阶级。因此,他必须找寻一个人来提升自己在文学圈中的地位,从而有利于他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的传播。他很明智地选择了吴汝沦。吴汝沦是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文学界久负盛名。他擅长于中国古典文学,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