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主体间性三个问题探析_0.docVIP

关于翻译主体间性三个问题探析摘 要：本文讨论关于翻译主体间性的三个问题：关于翻译中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轨迹的问题；翻译中的主体问题；关于规范与主体间性的关系问题。并对陈大亮先生在主体间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一些看法，希望通过对一些问题的探讨，能够对翻译主体间性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关键词：主体间 主体 规范 关于翻译主体间性已经有很多的文章和讨论，但是有一些基本问题似乎还是没有得到较满意的解答。本文就此提出以一些看法，并就陈大亮先生的几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以求教于陈大亮先生及大家。 一、关于翻译中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轨迹的问题 陈大亮先生曾提出翻译研究先后出现过三种范式：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译者中心论(9：3)。此划分似乎得到不少人的赞同(11、12、14、16、17、19、20、21)。 陈文的论断其实是借鉴文艺理论中艾伯拉姆斯关于三个视角的划分；第一种是传统的以作者为中心和切入点的理论视角；第二种是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结构主义流派所倡导的，以艺术作品文本为中心的视角；第三种是以阐释学为理论基础，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的视角。(3) 本文的疑问是，这个源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轨迹图在翻译界是否具有普适性? 文艺理论的发展对于翻译理论的影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种从主体研究的角度将翻译研究的发展划分为这三种范式或许也很适合西方的状况，但是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情况，因为在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中，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很有些特殊的，它与西方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 在西方，无论以作者或文本为中心，都是以真理为中心。而西方的真理观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具有永恒性、不变性，决定了具体现象但并不依赖于现象(13：63)。简而言之，西方的真理需要完全排除个人性因素，是人道分离。虽然像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以致赫施等人也主张要理解作者，但对他们来说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关注点不在作者而是文本所说的真理。这其实是西方阐释学根深蒂固的传统，它来源于柏拉图《伊安篇》中的经典性论断：创作乃“神”力所为，与作者无关(6：304)。 中国传统的翻译观是不以作者、读者或译者为中心的，其更为看重的是一种作者、译者、读者心意相通的境界。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西真理观的不同：中国的真理观离不开人。认为只有“显现”于人的具体情事之中亦即人格化、情景化了的实践性智慧才是“著实”的，否则便是“悬空”的(13：63)。中国的真理必须要由人来显示和确证，是人道合一，“道不远人”。在这种哲学传统的关照下，中国传统中的读者原型是这样的一种读者：他希望自己与所有其他读者都不同，而能成为一个最能理解作者的“知音”，即李渔所谓“能令千古才人(作者)心死”的读者(13：63)。作者的期望如此，读者的阅读态度也是如此。注重作者(或译者)与读者的心意相通于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学论中关注的重点。 那么，这种心意相通的境界到底为何?这就牵涉到中国传统的语言观：语言意义是作者动机、具体情境以及符号运作三方面作用的结果(咒：35)。因此，心意相通的境界就是语言与存在的相互构成，人与世界在本源的发生中的相互构成。它并不执著于任何现成者，并未传达任何现成的什么，而是揭示出一个人与人相互造就、人与世界相互造就的一个构成原则。这个境界总是不确定的，总意味着新的可能，比西方中心――逻格斯更加根本(23：274-276)。这种境界，是能随着心境的变化、人生的变化、随着周遭环境的变化、随着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既然在中国传统的语言观中，我们很难对语言的运作做非人格的理解，那么，以文本为中心更不可能是中国文论或翻译理论的传统。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的重神轻形并非仅仅是因为中西语言差别太大无法形似而导致的权宜之计，而是整个中国文论中的精髓，比如中国诗学中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传统的中国翻译观并不是以一对一式的符合为标准，而是以打开一个有效的对话情境(域)或交流空间为自己的目的或责任，而非仅仅是或局限于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译者中心论”。 而西方的译者中心论则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出现的一种观点。中国的现代主义发生的时间较晚，在还没发展成熟的时候，又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在此种情形下，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会有什么变化?译者中心论在中国是否被真正接受?或者此时中国的翻译理论有着不同于西方翻译理论的更为复杂的变化?这些问题都需要好好的探讨，不能简单地将此时中国翻译理论的特点简单地以一个“译者中心论”概括之。 二、翻译中的主体应该包括哪些?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笔者只对目前较为流行的观点提出一些异议。 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有三个：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 笔者认为，这三者之间的交流还需要通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