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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诈骗罪及抢夺罪界限教学案例摘要：交付意思是诈骗罪成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它不是简单的交付行为表示，交付行为必须具有使占有转移的意思内容，仅有使占有弛缓的意思表示不构成诈骗罪的交付行为。交付意思要求被骗者必须认识到转移财产是本人“自由”意思的决定，这才是诈骗罪成立的关键。 关键词：诈骗 交付行为 交付意思 ［教学案例］ 1999年10月16日下午，被告人何某遇到陈某（在逃），闲聊中陈某提出去搞一辆摩托车，何某表示同意。后陈某去寻找目标，何某在某加油站等候。当晚8时许，陈某雇请宋某驾驶两轮摩托车到加油站载上何某一同前往郊外，以等人为由让宋某停车等候。陈某趁宋某下车未拔钥匙之际，将摩托车开走，宋某欲追赶，何某则以陈某开车去找人会回来还车等理由稳住宋某。后何某又以去找陈某为由，叫宋某原地等候，自己趁机逃跑。经鉴定，该摩托车价值4905元。被告人涉嫌抢夺罪被逮捕，当地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决诈骗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千元。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抗诉。① ［案例分析］ 本案一审法院在处理过程中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何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起关键作用的是公然抢夺，当陈某将摩托车抢走后二人的抢夺罪已经成立。至于何某之后虚构事实、哄骗被害人不追赶的行为，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以便陈某逃离现场，而不是骗取财物。到底本案应成立诈骗罪还是抢夺罪？原则上两罪的界限十分明显，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客观方面：抢夺罪表现为公然夺取的行为；而诈骗罪表现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而交付（处分）财产。显而易见，诈骗罪中被害人失去财产是因为其基于错误认识产生的自愿交付，而抢夺罪中的被害人失去财产完全因外力所迫，与自主意思无关。具体到本案，争议的关键在于被害人在摩托车被抢夺后不呼喊、不追赶、不报警的行为，究竟是不是“事后追认”的自愿交付行为？是不是诈骗罪的特殊表现形式？因此笔者认为，要明确两罪的界限，就必须解析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必须全面把握诈骗罪中“交付行为”和“交付意思”的内涵。 大陆法系的刑法通说和法院判例一般认为，交付（处分）财产的行为是不成文的诈骗罪构成要件要素。我国刑法对诈骗罪没有采用叙明罪状的立法形式，因而对诈骗罪中的交付行为未作明文规定。但通说也认为，被骗者交付财物是诈骗罪完成的必备要件。并且，诈骗罪的完成不仅要有被骗者的交付行为，而且还要求这种交付行为是在其错误认识的基础上“自愿地”进行。②换言之，诈骗罪与盗窃、抢夺等罪的本质区别在于：抢夺罪是夺取罪，而诈骗罪是交付罪，即以被骗者基于瑕疵意思交付财物为成立条件，其中交付意思当然成为构成要件的应有之义。但是，关于交付意思是否必要的问题，在日本刑法存在三种不同观点的争论：第一种是必要说。必要说是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也是最高裁判所的判例所遵循的基本立场。该说认为，交付行为的成立主观方面必须有交付财产的意思，如果只有表面上的交付形式而没有真正的基于意思的交付，就不能构成诈骗罪。例如，用欺诈手段骗取不具有交付意思的幼儿或精神病患者贵重财物的行为，成立盗窃罪；利用债权人醉酒状态欺骗其在免除债务的文书上签名，由于债权人对其行为意义缺乏理解，没有交付的意思，也不构成诈骗罪。第二种是不必要说，认为交付行为的内容是转移财物的占有，只要有事实上的使占有转移的行为足够，不要求对此有认识。例如，甲趁乙不备，将第一箱鱼放到第二箱中，然后提出购买第二箱鱼，乙以原来第二箱鱼的数量及价格收钱，并将第二箱鱼交付给甲。乙对超出分量的鱼没有转移给甲占有的意识，但是仍然构成诈骗罪。第三种是折衷说，认为交付行为通常要有交付的意思，但在特殊场合可能发生无意思的交付现象，可以通过缓和交付意思内容的途径，将其解释为有交付行为存在，认定诈骗罪成立。③以上三种学说中，不必要说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它无法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的界限。折衷说看到了不必要说的缺陷，但是不能合理说明为什么有的交付行为要有交付意思，而有的却不要求。相比而言，交付意思必要说明显更为合理一些。 交付意思作为诈骗罪成立的构成要件要素，不能是简单的交付行为表示，对交付意思的内容还应当有进一步的限定。首先，交付行为必须是使占有转移的行为，仅有使占有变得弛缓的行为是不够的。例如，假装成顾客到服装店试穿衣服，穿上之后以就近上厕所为名而逃走。日本判例认为这构成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因为交付行为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客观的财产转移，在这种场合，从客观上说店员同意行为人上厕所只是使占有“弛缓”，并非“转移”了对财物的占有，而占有的弛缓与占有的转移的区分，在多数情况下必须看交付行为人的意思内容，店员让被告试穿着新衣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