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给社会学带来的新视角-第1.docVIP

　　艾滋病给社会学带来的新视角|第1 内容显示中 　 艾滋病在世界上已经肆虐多年，在中国也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2]因此近年来，从国际到国内，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病学的课题，越来越呼吁社会学的参与。我国的社会学界也已经有所行动。[3] 但是，艾滋病给社会学界带来的，不仅仅是“搭乘艾滋病列车”[4]的机会，更是对许多既存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挑战。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建立一些新的视角，首先地和主要地还不是为了参与防病工作，而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学科。 1. 个体究竟是怎样被组织起来而存在于社会和参与社会的？ 国际上在研究艾滋病问题的过程中，最初把具有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者的计量单位称为“个人”（person）或者“人群”（people），后来又称为“群体”（group），再后来又称为“人口”（population）。现在则是怎么称呼的都有。这里面当然有对于人数增长的考虑，有避免歧视的考虑，有对传播途径构成的变化的考虑，但是也反映出，研究者们对于这些人是不是形成了社会组织，怎样被组织起来的，一直认识不清或者莫衷一是。 其结果是，多年来防病工作的具体方针也总是摇摆不定或者各行其是。相信“高危行为者”并不存在社会组织的人，往往强调“人人预防，一个都不能少”（其中又更加强调青少年）；可是认为社会组织已经形成的人，却更愿意针对吸毒者和多性伴侣者（其中又集中指向性产业的参与者和同性性行为者）。 可惜，既存的、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组织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成果，并不能完全给预防艾滋病工作解惑，甚至很难发现上述两种防病方针是不是有遗漏或者偏颇。直到1994年，“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才出现。它认为：具有多个性伴侣关系的个体们，实际上是被他们的人际性行为给网络化地组织起来了。也就是说，我和我的性伴侣（们）的性伴侣（们），虽然素昧平生而且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我们所有人客观上都是存在于同一个几何增大的“性的网状实体”之中。（Laumann, 1994）如果在任意两个网状实体之间，有某个人与双方都有性关系，那么这两个“网体”就被联接起来，形成更大的“网体”。这样的联接者也就被称为“桥梁人群”（bridge population）。如果没有他们，艾滋病不会自己跑到其他人群里面去。因此，他们才是防病工作的重点对象。（Aral，2000） 性的社会网络示意图 *◎：性服务小姐；▲：桥梁人。（图略） 从这个示意图里可以看出，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至少3个新视角： 首先，各种社会因素与个体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许并不是均衡地在社会与每个个体之间直接地和直线地往复运动；并不是象通常所形容的那种大海与每一滴海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更加可能的情况是：相互作用首先发生在某些社会因素与某些个体之间，然后再通过这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所结成的关系，逐次地作用于其他个体，乃至可能最终弥散到整个社会网络之中。反过来也一样。某些个体的行为可能并不是直接地和首先地去影响社会，而是由于不断地作用于与之结成关系的其他个体，直至影响了社会网络的相当大的面积，才能最终作用于社会因素。 艾滋病问题中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西方，尽管社会对于使用安全套的宣传如同水银泄地，似乎均衡地作用于每个个体，但是只有当“高危人群”中的某些个体首先开始使用，而且劝说其性伴侣也使用之后，才提高了整个人群的使用率，而且花费了5年左右的时间。这时，也只有到这时，“高危人群”对于社会的反作用（例如反对恐慌式歧视等）才能够得以实现。 其次，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里，社会性别的视角得以鲜明地突出。从上面的示意图里不难看出：由于女性的性伴侣人数普遍少于男性，因此她们更多地是处于性网络的边缘，而不是中心，也更少成为“桥梁人”。也就是说，如果艾滋病在某个性网络中传播开来，或者从另外一个网络传播进来，那么女性就会更多地成为被动的“终端受害者”。如果再把母婴传播考虑进来，那么女性所受到的伤害就是双重的。 从这个视角去看待“性服务小姐”就会发现：虽然表面上她们的性伴侣无比之多，似乎是传播艾滋病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她们也同其他女性差不多，也是处于性网络的次终端上，也更少能够成为“桥梁人群”。这才是她们真正的“社会属性”。通俗地说，如果每个嫖客都对她们专一，那么艾滋病就不可能跑出性产业参与者这个圈子。 这种现实，不能仅仅用“男人更花心”来解释。它表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系不仅仅是“也反映在性方面”，更可能根本就是从性领域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在性的社会网络中，一个男人控制了多个女人的性生活，也就控制了她们的生与育，控制了她们一生中最多的活动和最大的价值。这样的男人多到一定程度，整个网络就变成以男性为中心了。这样的网络多起来而且联结起来以后，各种为之服务的社会设置也就应运而生、疏而不漏、根深蒂固了。 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