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风云》导演程耳如是说.docVIP

《边境风云》导演程耳如是说我的电影跟宁浩的不一样 宁浩1999年就看过我的毕业作品，后来我们竟成了邻居。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剧本，当然我们在一块儿主要是在喝酒，一般开始时思维都很清晰，非常敏捷地投入到电影的讨论当中，但每次到了后面，就会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基本上每次都喝醉。有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很奇怪，我们的电影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在这种前提下，当我们去具体地讨论一个故事，能得到一个相对比较一致的结论·或许是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比较接近吧。后来他就做了我这部作品的监制。从写剧本到电影放映，《边境风云》花了我两年多时间。最开始，我们对票房有更高的预期，但在看了排片以后，我觉得能获得现在的票房已经算不错。 这个电影有很多留白，比如孙红雷和王珞丹的爱情，我略去他们相爱的过程，只呈现结果。我觉得相爱的过程不重要，结果比较重要。在生活中，你谈过多少场恋爱，每一场恋爱是怎么谈的，你觉得这些东西重要吗·其实到最后你想都想不起来，真正有价值的是结果，谁娶了你，你跟谁生了孩子。我不大会拍爱情片。另外，我想我也不会拍成长故事。有些导演喜欢在电影里留下自己的成长印迹，但我信奉一个观点，一部电影的好坏，跟这部电影离导演的远近是成反比的。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它的价值能够达到拍一部电影的程度。我信奉的另一个理论是，需要无数段人生，才能塑造一个人物。 在片场，我是主要的把控者，那时候宁浩在做《黄金大劫案》。我对细节的态度当然很认真，但演员要是没有达到状态，我也不会着急，我相对比较安静，不会大喊大叫，但我会很固执。不过，因为大家都很认可剧本，所以在拍的过程中，很少会碰到什么问题大家争执不下。我对演员的表现都很满意。孙红雷拍了这部戏以后扬眉吐气了，他现在心情不错！至于王珞丹，很多人说她演得不好，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说不好的人是因为喜欢她以前在电视剧里的表演，可是我不认为那是好的。我认为在《边境风云》里的王珞丹是有很大的进步的，那个女孩戏不多，而且她的戏基本上跟日常脱离得比较远，其实难演，王珞丹最终能表现出那种淡定、从容的感觉，是很难得的，这也是写剧本时我想要达到的感觉。 我喜欢跟演员在一起工作。导演之所以叫导演而不叫“导摄”或者别的，那是因为导演在剧本之外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指导表演。你在监视器后面看演员，演员悲伤应该悲伤到什么程度，笑应该笑到什么程度，你必须有敏锐的直觉和前瞻性的意识。我更信奉那种观念，导演得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尽可能让演员靠近你的目标。当然也有一种工作方式是把机器打开，让演员自己去表达，尤其是现在用磁带而不是胶片拍摄之后，这种方式更有可能了，很多人都这么做。但是至少我不适合这种工作方式，因为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对于演员要怎么表演已经很清晰了，我非常清楚我要的是什么。 一个慢节奏的黑帮片是不可思议的 我的执行制片人在看完我的拍摄素材之后并不看好，在我一个人闷头剪了一年之后，他看完全片后的评价是“震惊”，觉得超出了他的预期。对于这部影片的剪辑，我自己也很得意，觉得剪得很漂亮。其实在拍摄的时候，我对后期已经有自己的设想。他可能之前对我有些不理解，看完剪辑之后他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很难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剪，这是一种本能吧，就跟写剧本一样。我确实对讲故事的方法下了功夫，但我觉得故事永远是一部电影的根本，至于你怎样去讲述它，那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我不同意那个说法，说故事是什么不重要，怎样讲故事才更重要。 一个慢节奏的黑帮片是不可思议的，节奏慢但还要扣人心弦，这更不可思议，《边境风云》就是这样。正如在影片的拍摄地，那里的人们过着很慢的生活。在拍摄之前，我跟孙红雷去这个叫做瑞丽的云南边陲小城看了景，我们还偷渡去了缅甸。瑞丽、缅甸这种地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字拖。基本上每个人都闲散地穿着人字拖。那里的气候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成本非常低，一双拖鞋，一条笼基，一件衬衣，就是他们一年的服装费。那里的日照决定了那个地方一年四季都会长庄稼，所以那里比较富饶。环境的气质应该说被带进了电影。 对于电影本身，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可言说的，很难说一定得提炼出一个中心思想，但肯定的是，一个好的故事背后都有同样的主题，关于人生，关于命运，关于生命的渺小。《边境风云》是一个犯罪题材电影，我喜欢犯罪题材，因为这种类型会比较好看，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看。我是1995年考上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在受教育阶段，总是会受到各种风格导演的影响，不仅是昆汀，不仅是科恩兄弟，那时我还偏爱布努埃尔，华语导演中我最喜欢杨德昌。至于侯孝贤，他早期的作品非常好，比如《冬冬的假期》，即便后来的《最好的时光》，侯孝贤还是一直有那种能力，他能把电影拍出一种不可言说的味道。 这听起来好像比较矛盾，我既喜欢那种所谓的大闷片，也爱看观赏性更强的电影。在我们这个时代，我想电影首先还是要好看。我们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