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请求权基础分析法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docx

论请求权基础分析法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根据传统的民事审判方法，法官们往往在庭前对双方当事人争议事实背后的法律关系进行定性，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庭审对抗，而将寻找请求权(抗辩权)基础的工作放置在判决书撰写阶段。而许多法官也正是在为撰写判决主文不得不去“找法”的时候才发现，之前对案件的定性出现了偏差，或是应当释明的东西未对当事人释明，或是一些影响实体判决的事实未通过庭审查明，进而影响了庭审效率和案件审判质量。与此同时，随着法院受理案件数的迅速增长，以及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的日益加剧，许多刚从高校毕业的学生在尚未经过足够的书记员岗位锻炼的情况下直接走上了审判岗位，审判经验的缺失难免会让他们有“手足无措”之感。因此，总结出一套科学、高效并具有可复制性的审判方法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请求权基础分析法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在受到理论界重视的同时，也逐渐进入了司法实务界的视野，杨立新教授据此提出了五步裁判方法，上海市长宁区法院也顺应形势地总结出了要件审判九步法。根据笔者审判实践经验，运用上述裁判方法的核心是将“找法”的工作从撰写判决书阶段提前到庭审甚至庭前准备阶段。一、要求原告明确其请求权基础的意义与方法受超职权主义的影响，当事人往往认为自己只需提出请求便可，“找法”的义务应归于法官，故许多原告在诉状中并未直接列明支持自己诉讼请求的法律条文。事实上，不同的请求权基础不但影响到法律条文的适用和对要件事实的判断及举证责任的分配。而且，探明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也有利于厘清当事人一些模糊的诉讼主张，帮助其确定正确的诉讼对象，故在庭审初始法官应协同当事人一起寻找出支持其主张的请求权基础（也即对应的法律条文）。比如原告基于被告不具备购买经济适用房主体资格而主张与被告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被告抗辩则称其购买的不是经济适用房而是商品房，如果不明确原告的请求权基础，该案的争议焦点很可能就会是诉争房屋是否系经济适用房。法官围绕该争议焦点走完了庭审程序，如果发现诉争的房屋系经济适用房无疑，被告又不具备购房资格，法官是否就可以据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下判了呢？通常情况下不是这样，因为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会遭遇如下问题：被告不具备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主体资格为何会使双方的合同归于无效？是因为违反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吗？显然违反该办法还不足以认定买卖合同无效，因为合同法规定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方能宣告无效，该办法仅是部门规章，效力等级不够。那么法官很可能就会据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出现了，那就是法官的突袭裁判：法官据以形成判决的理由都未经双方当事人的充分辩论，甚至都没有给原告针对该问题表明自己观点的机会，也没有了解原告是否还有其它支持其主张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判决，当事人岂能信服？突袭裁判不但影响了裁判的可接受性，还会给当事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认为法官肯定是收受了对方的好处，产生信访隐患。但如果首先便明确原告的请求权基础，该案的审理方向便会有实质性的改变。比如，在法官的要求下，原告可能会将其请求权基础明确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此时法官便可以通过行使释明权，进一步询问原告双方的合同违反的是哪部法律或行政法规。原告若指出系《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时，法官便可再询问该办法的效力等级。如此，原告便会发现该请求权基础是不成立的，便会自己寻找其他的请求权基础。法官也可引导原告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进行寻找，具体而言就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告明确了自己的请求权基础后，便有义务通过举证证明有法律上的事实满足了上述法律条文规定的要件，也即存在满足该请求权基础的要件事实。具体到上述案例，原告很可能将其请求权基础固定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该案的争议焦点就会是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双方应围绕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及该合同如何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上进行对抗。相信只要法官让双方当事人围绕这一焦点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在判决说理部分进行了必要的回应，不管最终的判决结果如何，双方当事人对法官的工作都会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换言之，虽然当事人有可能会不同意法官的观点，可能会对判决结果有异议，但因为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给予了当事人充分的尊重，当事人也不至于对法官个人产生过多的负面情绪。二、要求被告明确其抗辩权基础的意义和方法在被告给出自己的答辩意见后，也应要求其明确自己的抗辩权基础。如被告进行时效抗辩时其常依据的抗辩权基础是民法通则第135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此时就应通过审查排除法律是否另有规定的情况（如环境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