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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議題及其相關法律 同性戀恐懼症 我們聽過男性沙文至上主義，卻很少聽過異性戀至上主義（Heterosexualism）與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a）。這兩個名詞經常被用來指稱，對同性戀性行為和同性戀者的敵意與偏見。雖然這兩個名詞在不同的場合下經常可見，但對它們的定義卻還沒有達成明確的共識。同性戀恐懼症首先於1972年由美國心理學家George Weinberg提出，意指「異性戀者害怕與同性戀者接近以及同性戀者的自卑感」。一般字典將同性戀恐懼症定義為「對同性戀者和他們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厭惡」以及「這種厭惡導致的行為或行動」。亦有將同性戀恐懼症定義為「非理性的對同性戀的害怕」。 反之，異性戀至上主義，雖然顯得無形，卻透過社會習俗與社會機制壓抑同性戀。最常見的便是，同性戀者的言行舉止基本上是不公開的，因為一旦公開化就會受到社會的打擊。例如在美國，這種打擊包括禁止公開的同性戀者從軍、同性戀者在就業與社會服務方面受到歧視，反對同性婚姻或伴侶登記關係，以及仍有多數州法將同性戀性行為（Sodomy Laws）視為非法。心理異性戀至上主義（Psychological Heterosexualism）指涉文化異性戀至上主義在個人程度上的表達，同時表現在異性戀者對同性戀及同性戀者的敵意、反感和譴責，且包括對同性戀者的言語污辱、歧視甚至於身體暴力傷害。 「同性戀恐懼症」不僅存在於台灣社會普遍大眾的心態上，同時也反映在司法判決上，影響著法官在具體案件上的認識用法；先前的「晶晶同志書庫男性情色雜誌妨礙風化案」，其一、二審判決則更已顯露「法律人同性戀恐懼症」的病徵。 以下就「晶晶案」關於「同性戀法官」與「男同志情色雜誌的『猥褻』標準及『社會功能』」兩項來討論，並就本案申請大法官憲法解釋，在現任大法官的「年齡」、「性別」及「同性戀恐懼症」對其釋憲的可能影響等現實考量。 法律人，包括司法人員，作為社會成員的一份子，不管其性傾向認同為何，都在社會輿論或周遭親友耳濡目染下，存有同性戀恐懼症的潛在病徵，而同志情色刊物的存在，與其他以同性戀議題為內容的相關刊物一樣，對於以異性戀者為多數的社會大眾而言，有一種「見怪不怪」的作用，例如荷蘭、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男同志情色刊物以透明膠裝後，與所有雜誌刊物，隨處可在書報攤上購得，而義大利、西班牙則是歐洲少數幾個所謂「天主教」國家，要說風俗民情不同，這些國家不會跟台灣社會「善良風俗」相差甚遠吧？但兩國的社會民風也沒看到因此就敗壞到哪裡。因為同性戀恐懼症普遍存在於一般異性戀社會大眾與同性戀者本身；而法律人包括司法人員作為社會成員的一份子，不管其性傾向認同為何，自都在社會輿論或周遭親友耳濡目染下，存有同性戀恐懼症的潛在病徵。因此同志色情刊物某個程度而言，即代表對同志社群的認識管道，對雙方相互理解均有助益。 另一方面，男同志情色刊物提供同性戀者身分認同的功能，某種程度有助情慾認同，抵消同性戀恐懼症對同性戀者本身所帶來的後遺症。例如： 1. 作為個人性行為與慾望發洩的重要輔助，以及在同志社群中，作為對「性社交行為」的替代品 2. 凸顯對於「安全性行為」的重視與可能達成該目的的作法 3. 在退而求其次下，扮演對男同志性行為的教導與教育功能 4. 藉由接近、觀賞相關物品，有助於個人性傾向的自我接納，並從中強化對於身為同志的正面評價 5. 男性裸體客體化與商品化，打破父權主義對於男性身體的主體控制 6. 有助於社會中同性戀者的生活「正常化」 綜上所述，同性戀恐懼症普遍存在於一般異性戀社會大眾與同性戀者本身；而法律人包括司法人員作為社會成員的一份子，不管其性傾向認同為何，自都在社會輿論或周遭親友耳濡目染下，存有同性戀恐懼症的潛在病徵。而同志色情刊物某個程度而言，即代表對同志社群的認識管道，對雙方相互理解均有助益。 許多社會弱勢或少數族群，例如美國社會下的婦女、黑人及印度社會下的所謂「種性制度外的社會階層」，對於在政治或公共場域的職位分配，例如國會議員或法官等，皆有所謂「保留名額」的要求。相同的論點也出現在同志平權運動的策略上。實際上，這樣由已經現身出櫃的同志作為沈默大多數的代表，一方面增加了同性戀者在社會的可見度，另一方面，提供其相同的經驗作為其他還在暗櫃中求生存的同志一種學習目標，更因為其身分認同，多數同志認為可以信賴這些已經在社會現身的同志作為其代言人，不會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顧慮。換言之，當有同志議員或同志法官保障名額時，同志族群可以感受其權利有獲得保障的可能性。 雖然我國憲法第80條明白揭示：「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但所謂「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似乎僅指「客觀上」認事用法的過程，然而「主觀上」法官對於案件審理，無可避免受其已經學得的知識與成長背景有意或無意的左右。「晶晶案」中，被告曾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