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弱势群体又一条生命通道.doc

中国弱势群体又一条生命通道 在当下的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1.3亿名城镇职工；在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对农民医保有了制度安排，已在全面铺开之中。唯有城市里职工群体之外的其它城镇居民――城镇个体工商户、无业人员、职工家属、农民工、未成年人等成了医保制度的“被遗忘的角落”，他们被称为城镇职工和农民之外的“第三类人”――而恰恰这个群体是城市里最脆弱的群体，甚至比农民还要贫弱........ 比农民更恐惧疾病的下岗、失业群体 51岁的梁树岭是河北省青县人，全家人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这个普通县城里。他原是县缝纫机厂的职工，因企业破产，于 2002 年下岗，下岗后，他只拿到了 6000 元买断工龄的费用，交了养老保险，没剩下多少。 老梁的妻子没有工作，还有高血压、糖尿病，他的两个女儿，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下岗后老梁在一家饲料厂看大门，每月 400 元工资，政府照顾他，每月全家还有 200 元的低保，不足 600 元，这便是每月全家所有的进项。 老梁说，一家人最怕的就是生病，有了病就抗着，厉害了到药店自己买点药吃，“不敢住院啊，我们住不起。” 按国家政策，梁树岭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不过下岗后他得自己掏全部保险费，每年大约 1000 元左右，“我掏不起，其他下岗的工友们也都没参加，太贵了。” 许多下岗无业人员与梁树岭有同样的感受：“我们比农民们还困难，毕竟农民们还有土地撑着，吃住都不成问题，而且农村消费也低，日子比我们好过。” 在青县物资局下岗的48岁的杨秀峰夫妇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女婿在外找了个临时工作，女儿05年在一家商场下岗，妻子每月 600 元的工资是全家的主要固定收入，他靠干一点手工活每年能挣五六千元，“没有工作，最怕家里人得病，其他衣食住行都可以凑合，但得了大病不治不行啊！”....... 这样的人群不仅分布在县城里，在一些大中城市，他们也以惊人的数量规模存在着。在石家庄，我们随机采访到的大量的无业、下岗人员都表示，他们感觉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已远远低于农民，而生病、特别是患大病住院已成了他们最大的生活恐惧。“现在年轻，有病还能抗，上了岁数就不知道了。”石家庄一位几年来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四处打工的市民小孙说，“现在虽然城市里自由职业者也可以加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但每年一千多元太多了，我们交不起，我们盼望着，国家有一天能像关注农民一样关注我们。” 在郑州，一名姓吴的出租车司机自我介绍说，他们两口子都在7、8年前下岗，与原单位没有了任何联系，他几经周折，借钱买了车开出租，妻子给人打零工。妻子有类风湿的毛病，常年吃药，孩子有弱视和皮肤病，“虽然不是要命的病，但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医院了，连帐都还不上！家里穷的叮当响，实在没钱了，就先给孩子看病，大人抗着。”说起职工医疗保险，吴师傅说：“本来很想参加的，但人家让补齐这些年的保险金，要上万元，根本交不起，再说即便大人入保了，孩子也没人管，所以就拖下来了。” “第三类人”到底有多少？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1.57亿人，而全部城镇人口为5.77亿；也就是说，中国的“第三类人”至少有4亿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困窘中。 悄然出现的“新型城镇合作医疗” 前几年，“全民医保”还是个可望不可及的神话，中央对这个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一直没有规范性的政策和措施，但仍有一些地方政府，或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或出于对政府公共责任的主动担当，对这个群体的医保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他们的行动，无论成效如何，实际上都起到了全民医保的“破冰”作用。 2006年4月，青县清州镇 52 岁聋哑居民孙志忠领到了“青县城镇居民合作医疗证”。孙志忠的妻子也是残疾人，脑子有病，两个儿子一个残疾，他全家每月享受 400 元低保，孙志忠在大街上配钥匙，每月能挣 300多元。孙志忠的家，安在三间已经裂缝的平房里。 05年年青县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孙志忠着急了，先是找到县里，又找到居委会，急得双手乱舞，质问为什么不给他全家上合作医疗。人家告诉他，新农合都是针对的农民，孙志忠一家是非农业，不符合国家政策，这样的解释让他很不满意，他表示不公平。还好，2006年4月，县里也参照新农合给城镇无单位的居民上合作医疗（简称新城合），县里规定，每个参合居民每年每人交纳10元，留在个人帐户上，看门诊用，县财政每人每年补贴40元，做为大病统筹，对孙志忠这样的低保户，他们自己交纳的10元钱也由政府补贴了。 刚参加了新城合，孙志忠的儿子孙增雨10月份患重感冒引发了肺炎，住院花了1365.6元，报销了374.86元。 这个结果使他很高兴。 梁树岭全家四口也加入了“新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