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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础教育办学政策委托代理关系探究摘 要: 我国基础教育委托代理关系中受教育者是最终委托人,教育者是最终代理人。在这之间存在“受教育者—学校投资者—学校—基础教育管理者”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其中任何一环都是其相邻的更靠近最终委托人的代理人。基础教育管理者对于其他环节主体负有管理基础教育活动和管理学校的直接责任。 关键词:基础教育; 办学政策; 委托代理;责任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016-02 一、基础教育办学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分析 基础教育的办学制度是针对中小学校而言的。学校作为一个组织,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可以抽象概括为所有权和管理权。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对组织的制度安排提出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问题,认为当组织中的所有者或投资者与管理者并非是同一个主体时,组织中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往往是分离的。委托代理理论就是要解决在所有者或投资者与管理者并非一体时,或者说并非同一个主体时,所有权与管理权在分离的情况下协调一致的问题。在所有者与管理者一体时,或者说是同一个主体时,是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和问题的[1]。 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受教育者即学生是最终的委托人,教育者即教师是最终代理人。受教育者是最终的出资方,国家的各级财政投入也是源于受教育者所交的税收。受教育者是最终的基础教育交易的出资方委托人,基础教育者与基础教育交易对象之间,有一个长长的委托代理链,其中任何一环,都是其相邻的更靠近最终委托人的一端的交易方环节的代理人,也都是其相邻的更靠近最终代理人的一端的交易方环节的委托人。具体来说,这其中的环节有“受教育者—学校投资者—学校—学校管理者—基础教育者”。在极端情况下,对于家教来说,只有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即只有学生和教师。我们这里以学校基础教育为研究重点,所以一般不包括这种极端的情况。其实,从根本上说,就是只存在两类主体,其中学校投资者包括各级政府、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他们是学校的直接投资者,而受教育者是最终的出资方,是受教育者通过交纳税收和给学校付费来委托政府和非政府投资基础教育管理者办学,为其提供基础教育服务。所以政府和非政府的投资办学组织,对于学校、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来说是出资方和委托人,但同时也是受教育者的代理人,负有管理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和管理学校的直接责任。同样,学校管理者是学校、学校投资者和受教育者的代理人,负有管理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和管理学校的直接责任,同时受教育者、学校投资者、学校、学校管理者对于教师来说又都是出资方和委托人,基础教育管理者对他们负有管理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和管理学校的直接责任。 二、基础教育办学政策体系分析 我们把围绕基础教育的学校投资者、学校、学校管理者这三个环节的基础教育政策归为基础教育办学政策。政策是交易活动规则的政府文本形式,是制度的政府文体形式。基础教育办学政策所要规范的就是学校投资者、学校、学校管理者之间的委托权和代理权,或者说投资权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学校投资者所担负的对基础教育的投资权是对中小学校和中小学校管理者的投资,所担负的基础教育管理权是对整个基础教育学校的管理权,即学校外部的、学校之间的学校基础教育管理权和对学校内部的学校基础教育管理权,直接的和重点的是学校外部的、学校之间的学校基础教育管理权,间接的是学校内部的学校基础教育管理权。学校和学校管理者对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主要是学校内部的管理权,同时也可拥有参与学校外部和学校之间的基础教育管理权,它属于各级政府,对于基础教育办学也存在着上述类似的委托代理关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基础教育办学拥有投资权,并拥有直接管理下级政府和间接管理或影响下级政府办基础教育的权力,但较之上级政府来说,由于下级政府拥有其基础教育办学产出的更多的具体的信息,因而对于其所负责的基础教育办学,下级政府拥有更多的直接的和实际的管理权,对其所负责的基础教育具有更多的直接的和实际的影响力[2]。 由此可见,基础教育办学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政策,二是管理政策。基础教育的办学政策就是要通过这两方面的政策来解决在基础教育办学中投资者或所有者与管理者或经营者的不一致及在非同一主体时,在投资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办学的投资权与管理权的协调一致的问题。基础教育投资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和社会(非政府),其中政府又分为各级政府,社会(非政府)基础教育投资者又可分为公益投资者和营利投资者。管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学校,其中政府又分为各级政府,主要从事校外事务的管理,学校又分为民办学校和公立学校,主要从事校内事务的管理。办学政策主要就是对这些基础教育的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 三、基础教育办学政策中的投资权与管理权的关系 基础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