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写作中模糊性语言使用.docVIP

新闻写作中模糊性语言使用新闻写作要讲究语言的正确、规范、科学，无论是叙事、描写，都要正确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来不得半点虚夸。然而，由于客观事物不间断的矛盾运动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兼容与转化，记者要在匆忙的瞬间很难迅速确定事物的性质、范围，特别是难以对事物作出量化的判定，因此，在新闻写作中就要不可避免地应用模糊性语言。 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事物总是在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中发展的。质变往往具有质的规定性，使事物处于比较清晰，相对固定的状态；而量变则具有机缘与不确定性，使事物呈现流变状态，事物间的界限不都是清晰、明朗的，有时则呈现出模糊状态。思维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大千世界中一些模糊性事物和现象反映到大脑中便形成模糊性思维。所以，模糊性语言，是模糊性思维的物质外壳。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可见，作为反映事物辩证逻辑的思维来说，既存在着“非此即彼”的明确性状态，又存在着“亦此亦彼”的模糊性状态。这就是出现模糊性用语的哲学依据。由此看来模糊性用语的广泛使用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使用模糊性语言。譬如： “这个人是个高个儿”，一米八十、一米九十都可以说是高个儿，象姚明这样两米以上的“小巨人”在广义上说也属高个儿。至于文学作品中的模糊性语言更是屡见不鲜：“千里莺啼缘映红”，“轻舟已过万重山”，“飞流直下三千尺”，“千里莺啼”，“万重山”，“三千尺”均不是精确用语，是模糊性的虚拟夸张。明朝有个叫杨开俺的学者对“千里莺啼”提出质疑：“千里莺啼”谁能听得到？千里“绿映红”的景色谁能看得到？认为不如把“千里”改为“十里”。这样一改，文艺创作就被禁锢在刻板的正确之中，艺术也就失去了自身的魅力。 新闻写作当然不同于文艺创作，它要格守新闻真实性的原则，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它要求讲真话，讲事实，讲实情，报道的都是真人真事。但新闻写作并不能完全排斥模糊性语言。新闻记者在报道客观事物时，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对某些事物和现象不能追求绝对的精确，可以应用模糊性概念。在一些消息和通讯中，我们有时可以发现在“五个Ｗ”上的模糊性用语。如通讯《她属于人民——悼作家丁玲》中写道： 她生在南国洞庭之滨，成长在中国革命的风雨里……在北大荒，在狱中，在太行山，丁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里的“南国洞庭之滨”，“太行山”“在狱中”，都是一些模糊性用语，没有明确指出这位文坛泰斗出生在那里 ，在哪些地方经受了何种磨难，以致造成她承受着巨大压力。此外，一些外电消息中经常引用的“有关方面人士”，“此间官方人士”“据权威人士透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等，也都是一些模糊性色彩的用语。上述这些模糊和忽略，虽不是精确的表达方法，但都是为读者的心里所能接受的，人们并不因为新闻中出现了这些模糊性用语，而怀疑新闻是否真实。正如英国语言学家琼斯说的那样：“我们大家（包括那些追求精确无误的人）在说话和写作时使用不精确的含糊的、难于下定义的术语和原则。这并不妨碍我们所用的词是非常有用的，而且确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具有常识（直接的感觉，直觉）通常人们尽管使用不精确的表述和难于下定义的术语，但仍然能相互理解。” 客观事物是纷繁复杂的。记者在了解客观事物时，有时对其范围的宽窄、水平的高低、程度的深浅、速度的快慢，影响的强弱，损失的大小，一时难以作十分正确的判断与估量，而新闻的时效又不允许等待；另外，某些事物的发生与否，发生的规模与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记者只能采用模糊手法对报道对象进行综合识别与总体评价。譬如，记者在报道中经常运用“可喜的发展”，“举世瞩目的成就”，“长足的进步”，“取得特大丰收”，“相当于……水平”，“达到当前国际先进水平”，“可望获得转机”，等语句，就是用模糊识别与评估方法，对报道的事物及发展趋向进行综合评价。这种评估表面上看似乎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但由于对事物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作留有余地的估价，反映了事物的随机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要比确定性的 评估更为正确。 笔者认为，新闻写作中模糊性用语的使用，大体上适用于下列几种情况： １．为了把新闻写得鲜活、增强吸引力，在应用形象思维中离不开模糊性用语 新闻虽不是文学，但却又是文学的近邻。新闻写作同文艺创作一样需要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总是同模糊性用语结伴而行。譬如，穆青等记者采写的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有这样的细节描写： 直到第三天，当社员走出棉田，围在一颗大树下面休息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凑了过去。人们用同情和关切的眼光看着他，沉默着。半响，吴吉昌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棉苗长的不错啊。”队长立刻回答说，“就是挂桃少”。老汉说：“那是因为前期管理没跟上。”一位女社员冲口说：“吴劳模，你给指点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