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化的障碍.docVIP

安乐死：争了这么久 　　所谓安乐死，是指在病人身患无法治愈的疾病并处于剧烈的病痛折磨之中，且无可逆转地濒临死亡的状态下，为消除其肉体和精神痛苦，而通过医学手段使其无痛苦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有尊严、有理性地选择死亡的权利，禁止安乐死，剥夺了人的这一自然权利，不具有正当性。同时，明知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既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家属和亲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同时，禁止安乐死，对患者进行无谓的治疗，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同时，确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安乐死有被滥用的危险。 　　我国一些学者在承认安乐死的人道性、正义性的同时，提出我国的社会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道德素质、人道意识水平尚不足以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伦理保障；医疗卫生与福利保障体系不足以为安乐死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医界从业人员的道德状况不足以为实施安乐死提供医疗救治上的技术保障；我国的整体社会法制状况不足以为安乐死的正确与适当适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因而，安乐死合法化应该缓行。 　　对“仁慈杀人”的宽容 　　虽然对安乐死合法化存在争议，但自安乐死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以来，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声音却一直在加大，得到的社会响应也比反对安乐死合法化强烈。很多国家所作的调查都显示，民众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反对率。在我国，大多数人也赞成安乐死。《北京青年报》曾委托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对北京市民作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接近2／3的人认为“中国为安乐死立法”是“十分必要”或“比较必要的”；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程度的市民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基本上一致。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尽管安乐死在很多国家还不合法，但很多人已经在医生的帮助下实现了安乐死。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就报道，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报道，在我国已有为数不少的人是因为不愿意遭受更多的痛苦而由其本人或家属主动要求放弃治疗而死亡的，这种消极安乐死已是医界的常规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国家的司法当局对安乐死也都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对安乐死并不像对待其他犯罪那样积极干预，即使进入司法程序，也往往找借口法外开恩或从轻发落。1950年4月14日，东京地方法院在一个安乐死案件的判决中就指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上的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紧急避险行为，不应受到惩罚。1973年荷兰的一位医生对其患者实施了安乐死，被法院认定谋杀，但宣判监禁一周缓刑一年，这实际上是判她无罪。在我国，因给患者实施安乐死而被检察机关追诉的王明成与医生蒲连升，最终双双被无罪释放，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审判人员对安乐死的态度。 　　其实，就是在安乐死已经合法化的荷兰，在其通过安乐死法案之前，法院已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用义务冲突论或被迫行为理论，为医生给病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进行非犯罪化解释：医生有义务遵守法律禁止受托杀人或帮助自杀的规定，但医生也有义务根据病人的愿望关护病人，减轻病人的痛苦，改善生命质量。医生在面临这种义务冲突的情况下所作的选择应该得到法律的宽恕。而在通过安乐死法案之前，很多医生事实上都已在私下为病人实施安乐死。荷兰对安乐死的立法，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承认，但荷兰对安乐死的立法并不是鼓励安乐死，而是对其进行严格的规范。 　　目前，除了荷兰和比利时已通过法案将安乐死合法化之外，瑞士、德国也经过修改刑法，不将安乐死判作谋杀，也不按照谋杀处罚。在挪威的刑法中，将“仁慈杀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罪行处理。在前苏联和波兰的刑法中，对安乐死也有特殊的规定，以同情受害人以及应受害人要求为动机的杀人，是减轻处罚的理由。而在美国，自1969年以后，至少有35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递交22个州立法机构审议。1994年11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次全民公决中，更是通过了一项法案，确认安乐死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不是非法的。澳大利亚北部领土议会也于1995年6月16日通过“临终患者权利法案”，允许开业医生按照一定的准则结束患者的生命。尽管美国俄勒冈州和澳大利亚北部领土的安乐死法案已分别被美国最高法院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否决，但其在当初能获得通过，无疑反映了很多人的愿望。 　　为何难获“准生证” 　　在我国，1988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安乐死立法的议案，安乐死合法化也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但安乐死立法却难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