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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经历给我们教育意义“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八月二十七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导），分析了青年作家刘绍棠的堕落为右派分子的经过，对于作家和青年作家，是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的。 刘绍棠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党的培养下，得到了初步的成就；然而他就骄傲自满起来，个人主义越来越滋长，终于发展为反党，堕落为右派。刘绍棠的反党经过，正和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丁路、冯雪峰、陈企霞等等，有其基本的类似之处。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根源而发生的骄傲自满，是相同的；由于骄傲自满而发展到和党对立，不肯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和忠告，也是相同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也是相同的。 所不同者，刘绍棠究竟还年青，从事于文学工作还不过五、六年，因而他的反党言行还没有发展到像丁、陈、冯等人那样的骇人听闻地恶劣。但是，如果不是在这次的反右派斗争中，党及时地对刘绍棠大喝一声，严正地批判他，从而挽救他，那么，刘绍棠将来会堕落到怎样的更丑恶的地步，那就谁也不敢设想了。我和刘绍棠没有接触，也不认识他，然而我读了他的一些作品（最近的）和论文，以及最近他的被揭露出来的言论，（例如他说赵树理是山西派，而他自己则是北京派，例如他看不起老舍先生），使我不禁忖量道：呀，这宛然是熟人的声音呀，谁呀？哦，这宛然是丁玲、冯雪峰的声音呵！我这样“描写”，并没有把刘和丁、冯拉在一个集团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文艺界的右派分子的思想根源是相同的，他们的确有共同的语言，的确有对于我国文学（从方针政策到个别作家的评价）的不谋而合的一整套看法。 首先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瑟”的歪曲，右派分子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歪曲“讲话”，其思想根源都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在这里，没有时间来分析和批判所有的右派分子的歪曲的言论，这里只就刘绍棠对于“讲话”的谬论简略地批判一下。刘绍棠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分破纲领性部分和策略性部分；他的所谓纲领性部分，指艺术的源泉，艺术与生活的区别等等，他认为这个纲领性部分对今天应有指导意义；他的所谓策略性部分，指普及、抗日等等，对于这，他认为今天已经过时了。（根据刘在市委宣德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姑且不说这个分法是十分荒谬的，单看他在他的所谓纲领性部分中没有强调地提到立场问题和思想改造问题，就可以看出他的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态度了。刘绍棠的在其他场合的言论（包括他最近所写的论文）以及他的对于文艺实践的态度和主张，都使得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推论：刘绍棠认为他自已的立场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从他带红领巾的时候起，到他入党，从他最初的文学习作，到他成为出了几本书的相当有名的青年作家，都是在革命的环境中，特别是在党的领导、教育、爱护、培养之下的。正因为他处的是这样的顺境，于是他就产生了自欺欺人的幻觉：在他身上，不发生思想改造问题。他却没有认识到：正因为他自童年起就处于顺境，从没经受过考验，甚至于也没有在“三反”、“五反”等五大运动中受到教育，因而思想改造问题在他身上应当说是分外迫切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样的事实：即使在老根据地经过若干考验的，本来就在党的教育之下是大起来的个别作家，入城以后，却渐渐蜕化变质，成为反党的右派。刘绍棠当其成为作家之前，在劳动人民中间受到了好的影响，这一生活环境，成为他最初发表的几篇小说的素材；这时的刘绍棠，虽然还不免幼稚，但还是纯洁的。在他成为作家，而且定居于北京之后，旧社会的思想毒素，开始向他侵蚀；而正因为他一向处于顺境，从没受过考验，他的抗毒力是薄弱的，而且也正因为他没有经过思想改造，他那从他的小资严阶级家庭环境带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恰好和浸润他的旧社会思想毒素一拍即合，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中了毒了，还以为这是自己更加“成熟”，更加“老练”了，还以为自已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知他的这些“独立思考”是反党的，反马列主义的，正是和资产阶级右派的从反党、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自称的“独立思考”是一样的！这就是刘绍棠之所以会从小有名而骄傲自满，而终于发展到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程度。而也是刘绍棠写了十来个比较好的短篇以后就写不出好的东西之所以然。（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在他最近的几篇论文中，刘绍棠的确也说到马列主义世界观的必要，也说到思想改造，也说到“深入生活”，等等。但这些话都是装门面的，都是有口无心的；因为，他在说到具体问题时，例如他诬蔑我国最近十五年的文艺工作的成就不及前十五年，（他以一九四二年作为支点来划分前后的），诬蔑苏联的文学也是前二十年胜于后二十年，诬蔑我国最近十五年的文学是图解政策法令，没有艺术价值，等等，他就完全忘掉了马列主义世界观指导作家认识社会、反映现实的重要性了。他认为：“在今天，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是要求作家们努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