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学术思想对文物事业贡献.docVIP

吴良镛学术思想对文物事业贡献吴良镛教授是著名学者，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文化遗产捍卫者，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楷模。他不仅在建筑、城市规划、教育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而且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也开辟了许多重要的和基础性的工作，成为我国文物事业的一面旗帜。吴良镛教授本着对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无限热爱，对民族未来的高度负责，为文化工作提出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建议和意见。在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吴良镛是基层文物工作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的睿智儒雅、博学多识，他的正直坦诚、敢怒敢言，都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 吴良镛教授对于祖国文物充满深情，针对毁弃历史文化，他曾气愤地说：这“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吴良镛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浓重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都源于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早在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对城市建设缺乏地域特色的现象提出告诫，指出“城市不问大小、不分性质，一律规划大广场、大马路、一条街。甚至对作为地方标志和骄傲的文物建筑也不加爱护，不是随意拆毁、就是偏偏要在它近旁建造高楼，以比高低。城市面貌千篇一律，抹煞地区差别，抛却了我国城市建设的某些传统”(《世界建筑》，1980年第1期，转载于《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5页)。不幸吴良镛教授的警告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以致这类问题在不少城市的建设中严重出现。 自1983年开始，吴良镛教授担任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参与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政策和文物事业发展规划的研究，参与国家文物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决策，积极提出改进文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　园林　城市规划》卷撰写的序言中以“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作为一节，及早阐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号召“通过全面调查、精心规划，把旧城、旧区、旧建筑合理地利用起来，使之既适合新的需要，又能保持城市的文化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续性，从而使城市规划的观念和程序也发生相应的改变”《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7页)。 他长期以来为文化遗产事业，尤其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殚精竭虑、奔走呼号，担当起一位学者的社会责任。他十分关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指出北京旧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过分拥挤”。“特别是自从确定北京以旧城为中心在改造中发展的原则后，北京旧城区不断膨胀，处在不断地迁就当前要求，陷于在缓慢地、持续地破坏之中”。“沿着这些年来这个路子继续下去，只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零乱”(《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页)。 2002年9月，吴良镛教授和侯仁之、郑孝燮、宿白等25位专家、学者致信国家领导，题为：“紧急呼吁——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强烈呼吁：“立即停止二环路以内所有成片的拆迁工作，迅速按照保护北京城区总体规划格局和风格的要求，修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3年8月吴良镛、周干峙、谢辰生等10位院士、专家，提出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停止原有“旧城改造”的政策建议。2004年10月，吴良镛教授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大声疾呼；“北京市应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停止在旧城内的一切大规模拆除改造活动，改弦易辙!应转变现有的危改模式，整体保护，有机更新，拟定新的政策条例，抢救已留存不多的古都历史性建筑风貌保护区，逐步向周边地区转移旧城的部分城市功能，通盘解决北京旧城保护的难题。”(《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史鉴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一声声呐喊，一次次拼搏，感动了社会，唤醒了民众，扭转了政策。 2005年7月中旬，吴良镛与谢辰生、郑孝燮、傅熹年、舒乙等11名学者联名上书，致信国家主要领导：“我们认为，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使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以及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各项政策，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动态，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行动，既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分享文化资源、参与监督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几天之后来信得到回复，国务院办公厅随即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中国的“文化遗产日”得以诞生。如今每年的“文化遗产日”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文化节日，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愈来愈深入人心。 近年来，吴良镛教授先后主持多项博物馆建筑设计，为全国博物馆建设水平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借鉴。在南通博物苑新馆的设计中，将保护历史环境作为新馆建筑设计构思的前提，在新馆选址和规划布局方面，既避开旧馆，又不截然分开，以尊重历史，新、老建筑巧为结合，浑然一体。在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