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纪渤海与日本关系——东亚贸易圈中的渤海对日贸易.PDF

《日本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 九世纪渤海与日本关系 ——东亚贸易圈中的渤海对日贸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马 一虹 在古代东亚国家、地区间关系上，九世纪是一个以贸易为中心的时代，对于这一点，学 界似乎已达成共识，而且应该说已经有了为数不少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围绕唐、新 罗与日本三国间关系展开的，而对自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开始的渤海与日本的关系，则完全 没有给予重视。有些研究指出，以八世纪六十年代为转折点，渤海日本关系也由政治、军事 为主流转向贸易交流为中心，但究其详细，依然是模糊不清的。这也可能是由于唐、新罗与 日本间的贸易性质是属于民间的，而渤海与日本之间自始至终都保持在国交关系的层面上， 两者关系性质不同所使然。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唐和新罗对日关系的态势，特别 是在人员与物质的交流方面，对渤海就完全没有影响吗？另外，在九世纪日本国家的对外意 识和政策中，新罗的影响不可忽视。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新罗的问题受到重视，而渤海 的影响则几乎完全隐没在其阴影中。本文试图针对上述问题，分析九世纪，特别是四十年代 以降渤海的对日外交政策、日本朝廷对渤海的认识与态度，进而考察渤海与日本通交的实态、 以及东亚贸易圈中渤海对日贸易的内容与地位。 一 九世纪的渤海王权与对外贸易政策 在统治长达56 年，奠定了“海东盛国”基础的第三代王大钦茂（737～793）死后，渤海 的王权受到了来自同族有势力的“国人”层的制约，王位继承陷入混乱。其结果，大约在818 年，王位从初代王大祚荣系转至其弟大野勃系，大野勃的四世孙大仁秀成为第十代王（818～ 830 ）。《新唐书·渤海传》记载，大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辽史·地 理志》兴辽条记载，唐元和年间，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海北诸部”。一般认为，在 大仁秀统治时期，渤海统治安定，达到了领土扩张的全盛期。 830 年大仁秀死后到第十三代王大玄锡在位（871～893 ）的约六十年间，渤海在前代诸 1 王经营的基础上，文物制度整备一新，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这一点在渤海派往日本的使节 团的人员构成等方面也有所反映。资料显示，八世纪中叶以后，大仁秀治世前，渤海使节团 的大使多由文官担任 1；但是这些文官的实际职务是含混不清的。而大仁秀之后，这一职务 均由政堂省和文籍院官员出任2 。另外，使节团的规模也基本固定在一百零五人左右。 渤海与日本，自727 年起至926 年渤海灭亡止，官方往来历时两百年。以往的研究多集 中在八世纪，这也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渤海对日首次派出使节团是在八世纪，当时整个东亚 局势紧张而微妙；之后，又遭遇了安史之乱这样的历史性大动乱，日本还因此出台了联合渤 海征讨新罗的计划，可谓动荡的八世纪。渤海与日本关系的定位，也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 日本的统治阶层将渤海与新罗同样置于藩属国地位，并据此强行要求渤海以君臣关系，但因 渤海不甘屈从，双方围绕着外交文书的形式展开过长期的交涉，甚至在大钦茂时代还发生过 渤海被迫修改国书的事件。但是其后，特别是九世纪后，双方间不再见到严重的冲突。至少 从现象上看，大体在819 年李承英出使日本之后，渤海开始在对日外交中居于下风。 以上是进入九世纪后渤海对日外交的基本态势。令人不解的是渤海政府所采取的不合常 理的做法：如果说渤海在对日交涉之初就力争对等立场，那么随着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其对 外立场相应强硬起来才是正理，王权的成长，对外开始表现出优越感，向周边诸国炫耀其王 权的正统性并强调王在统治集团内部的超越性。事实上大钦茂在第一次致日本的国书中就已 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3 。然而，外交的理想与现实常常是悖谬的。九世纪渤海的对日外交就 是一例。渤海明确地将自己置于朝贡国位置，对日本方面积极迎合。究其原因，这是由渤海 的国家结构和统治方式决定的。换言之，即是保证对领内靺鞨诸部的统治而采取的政策。 渤海的发展，是以粟末靺鞨和旧高句丽人为统治基盘，通过不断地对周边的靺鞨诸部的 蚕食而实现的。靺鞨并不是一个单整的结构，而是由文化内涵相似而又各异的人群集团组成 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渤海是一个多民族政权。被收入其领下的各部在语言、生活习惯、社 会发展程度等方面参差不齐，难以实行整齐划一的统治。在这种状况下，渤海保留了各个部 首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