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加坡政治生态变迁看人民行动党执政文化转型.docVIP

从新加坡政治生态变迁看人民行动党执政文化转型［摘　要］2011年5月新加坡大选落下帷幕，反对党得票率超过了40%。这次选举引起了广泛议论，有人提出这次选举预示了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通过分析新加坡行动党外部的政治生态变迁以及带来的冲击和人民行动党自身的内在纠正机制对这种政治生态变迁的回应，来探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文化转型的原因、动力和路径，以及对未来行动党执政文化转变的思考和对我国自身的启示。 ［关键词］政治生态；执政文化；控制；协商；竞争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２）０3 — ００16 — ０3 一、 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变迁概况 政治生态的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F·W·雷格斯（《行政生态学》，1961）提出，它是由社会背景入手，探寻政治系统和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而这种外部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经济、文化、人口、科技进步以及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人和组织的心理。政治体系以社会为存在前提，靠社会提供经济和文化资源而发展；同时，政治体系的权力输出又以社会环境为对象，以满足社会发展要求为目的。下面从三个方面对新加坡政治系统的外部政治生态的变化做出基本描述和分析。 1.基于资源和劳动力短缺而长期施行的移民政策 新加坡的自然资源相当有限，国土面积仅为659.9平方公里，历来被称为“城市国家”。从地理位置上看，其所处的位置是联系亚、非、欧的重要地带——马六甲海峡，是发展海上运输和服务业的理想地区。这种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绝佳的地理位置，必然促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思考如何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来摆脱自然资源匮乏的束缚。 于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一直本着开放的移民政策，实施双重战略。目前新加坡人口510万，有新加坡国籍的公民占总人口的64%，持有外国护照的新加坡永久居民和持各种准证工作、学习的外国人已经占到近36%。在刚性的长期移民政策下，并随着近几年移民增速加快，这种单向的外来冲击开始显现，选民普遍关注不满的民生课题，如居高不下的房价、拥挤的交通和逐渐增加的生活成本等，而一旦这种冲击引发的内部不满达到某一程度，本土居民就非常容易地寻找到体制内就可以解决的合法途径：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反对党，对行动党进行施压。 2.选民代际更替和其价值观变迁 新加坡作为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一直都强调国家认同，要将这种认同转化为对执政党的信任就需要建立一套共同价值体系，以一种主流文化将多元的文化进行整合。若将这种文化认同作为应变量，笔者认为，其可能与人口结构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本土有着儒家传统价值观的老一辈人数正在减少，在日益激烈的选战中，中青年在选民中的比例正在逐步增加。而作为新一代选民，他们的个人诉求和价值观与上一辈人并不保持完全一致。特别是在今日全球化浪潮下，外来思想源源不断地输入，网络将青年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次大选后，新加坡政策研究院在调查2000名年龄介于21岁至34岁的年轻受访者时，有15.9％说他们投给反对党。南大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林翠绢教授研究了这一组年轻选民的特征，发现同35岁以上的人相比，年轻人对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动机较不信任。他们认为政府对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管制太多。这些现象说明：选民代际更替必然伴随着一定价值观的变迁。当行动党的执政文化的变化滞后于新兴选民的价值观变化时，可能也会带来选民的抵触，从而选择一些更贴合自己价值观的政党。 3.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竞争机制的引入 社会结构变迁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从一些研究来看，早期新加坡在建国前，其人口增长主要来自移民，其中华人很早就占据多数。而在第一代华人定居下来后，由于血缘、地缘相近，形成了众多的宗族、村社，后期又融入了“业缘”的因素，并逐渐泛血缘化。 同时，根据我国学者曾玲在新加坡的实证调查，作为第二代、第三代华人，他们对于宗族认同更多的是出于扩大他的人际网络和商业活动网络有帮助。“在新加坡的社会舞台，他的“祖籍认同”与“祖神”崇拜具有更多现实的功能”。这些新加坡人口本土化后，教育程度提高，自我意识觉醒，与政府的关系也日渐密切，政治参与意识逐渐生成。 第二个影响“政治参与”提高因素，笔者认为是执政党渐进的引入竞争性机制。从李光耀时代后期开始到吴作栋任总理期间，行动党开始渐进地根据民意来引入通过一些竞争性的制度安排，这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政治参与。同时，这种日渐开放的制度安排在一些国际或国内的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会产生较大的甚至超出行动党人预想的后果。根据数据统计，自新千年后，新加坡“实际选民人数/具有选民资格的公民”这一比例在迅速升高。详见下表1： 今年的“实际选民数/具有选民资格的人数”竟然达到了历史最高值94.1%，而自2001年以来这一比例就在不断升高，并且其增幅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