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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远生新闻之路看新闻职业化发展路径【摘要】本文通过对黄远生新闻之路的梳理，探讨了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发展路径。指出记者这一职业，经历了从访员到记者、从记者到新闻团体的社会变迁。记者是从访员变成一个职业，变成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从而完成了它的职业化。 【关键词】黄远生；记者；新闻团体；职业化；发展路径 20世纪初，以黄远生为代表的记者群体出现，规模庞大，他们见证并且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反应出时代的变迁，从这一群体身上显示出当时社会变迁下的新闻职业化发展的路径。 一、新闻职业化的萌芽 记者出现在民初，并非偶然，有它的历史必然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沿海城市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发展，对信息的需求随之不断增加。报纸为人们提供与信息和商品的流动相关的消息。访员成为这一时期的信息探寻者，他们以撰写消息为生，俗称 “包打听”，即记者最初的形态。随后，逐步出现了一些受雇佣的能力比较强的访员，他们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职业观念，重视自己的职业地位。 到了民初，外勤记者不仅要完成采写，同时还要署名。访员与民初记者的从业道路、薪水待遇以及社会名望都不相同，这使记者们的自尊心受挫，将经历都投入到业务的提高上。他们对新闻事业的性质、业务、伦理开始了新的探寻。是否专属为报纸服务已不是外勤记者与访员此时的本质区别，从思想上树立新闻职业观念，正确履行采访职能，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标志记者职业的诞生。民初，袁世凯对新闻事业发展阻碍，言论自由的丧失，报纸失去话语空间，新闻事业的报刊由政论时代转向新闻时代。 中国报纸向新闻时代演变，还有些客观因素。一战爆发，中国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这促使人们对新闻信息需求的增加，经济报道开始加强。另外，国内外的变局唤起了人们对时局的关注和对新闻的需求。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普遍得到加强。一些内幕、独家的报道受到读者欢迎。 二、黄远生的新闻活动 1、黄远生的新闻生涯 1912年，黄远生先后在北京主笔《少年中国》周刊，担任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月刊，兼任《时报》、《东方日报》、《申报》特约记者，并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黄远生“像彗星一样，一时显著于报界”，与刘少少、徐彬彬（凌霄）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袁世凯称帝野心公开暴露，黄远生才决心与袁氏报纸决裂。 黄远生的思想受他所处时代和他本人所处阶级的局限，也曾一度被袁世凯所利用。1915年，袁世凯逼黄远生写赞成帝制的文章，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还表示事成之后，许以重赏。黄远生坚辞不就，与袁世凯决裂，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表示“以国体问题与贵报主义不和”，以示决绝。此后，他逃离北京，先到日本，后辗转赴美。1915年12月27日被枪杀。友人以诗纪念他，称其“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2、黄远生择业思想的社会根源 在黄远生眼中，中国官吏分为：“盗、丐、流氓” 三种，这也反映出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职业观的冲突之处。旧官僚作为社会阶层的合法性问题作为社会矛盾点，在黄远生的新闻报道中明确体现为对官吏文化和官僚阶层的批评，他将“党人政客”与中国官吏并称，足以见其立场和思想。 以前， “职业”仅是个人为图解决温饱问题，赚取利益的谋生手段。而黄远生认为“职业”本身可以对国家的人才兴盛做出贡献，而个人也不必再混迹于官场。“为民生社会请命”是黄远生当记者的基本出发点，他的职业实践与他的道德理想是相辅相成的。 在1915年11月的第12卷第11号《东方杂志》刊出黄远生的《忏悔录》。当时的黄远生经历了民初政治风云变换，在文中，黄远生说自己四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中曾“指斥乘舆，指斥权贵”，但“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事也。”他虽立志不做官，然而几年的记者生涯令让他感到这样的处境与做官无异。在现实生活中，新闻理想变得脆弱不堪，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未因有了“职业”、“分工”就有所转变，黄远生虽是记者，但也未能完全脱离官场。在《忏悔录》中，黄远生这种对新闻职业的消极评价，体现出职业人对职业、社会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仅仅局限于职业道德问题，更是对新闻从业者的身份问题的思考。他用自己的亲历亲为使记者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与尊重，他的职业观是新闻职业化起步时期中国记者职业观的典型代表。 三、新闻职业化的内在渴求——新闻团体的成立 随着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和记者出现。作为受薪雇员，记者在初期并没有认识到其自身所应具备的职业地位，也未充分认识到记者的社会责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记者是自由职业人，记者的职业角色定位已经完成。新闻记者从一个文人向一个自由职业者转变，也就难免与国民政府出现冲突，记者的职业特性——言论自由决定了这一属性。新闻记者对国家新闻检查、控制等方面的不断挑战使得新闻事业迅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