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三角乡愁凝于《咖啡时光》.docVIP

侯孝贤三角乡愁凝于《咖啡时光》支菲娜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外国研究员 7月17-20日，北京，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迎来华语电影大师侯孝贤影展。影展将放映以《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悲情城市》、《海上花》为代表的8部侯孝贤胶片作品。早在两周前，每场免费赠送300张影票的消息甫在微博上流传，就引起网络文青圈和伪文青圈大震动，外地文青纷纷表示羡慕嫉妒恨。因为多年来，经由各种版本、各种画质的录像带CD和DVD流传，侯孝贤已不仅仅是纸面上的大师。但其胶片作品鲜与内地观众见面，范围最大的也不过是多年前侯导演将《悲情城市》拷贝赠与北京电影学院收藏时的那一次放映。亲眼目睹侯孝贤代表作品的殊荣，成为居于7月京城的一大幸事。 作为纯粹的东方影像作者，侯孝贤在各种场合被与日本电影巨匠小津安二郎相提并论。2003年，为纪念日本著名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诞辰100周年、逝世40周年，小津安二郎终身隶属的松竹公司邀请侯孝贤执导电影《咖啡时光》。同期亦有一些致敬影片上映，然而《咖啡时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颇受台湾、内地和日本学者的关注。大多数人认为，侯孝贤作品在安静的长镜头、固定机位、内敛的人物情感、含蓄的台词等诸多方面与小津安二郎作品有共通之处。但是，侯孝贤第一次看到小津作品《我出生了，但》，已颇有名气。侯孝贤与小津作品无论是在叙事结构、叙事手段、人物形象、视听语言、场面调度这些电影本体，还是在人文历史政治背景方面，均缺乏真正相通之处。理论上，侯孝贤也并未受到日本文化直接影响——侯孝贤赴台的1948年，日本已结束对台统治3年之久。只能说，侯孝贤生长于一种日本对台殖民文化的“余温”之中。对于侯孝贤受小津影响一说，缺乏基本面支撑。 所以，我想，能诱使松竹公司垂青侯孝贤的，并不是流于浅表的长镜头、固定机位、东方美学等概念。侯孝贤与小津之间的共通之处，恰恰在于贯穿二者作品的一种乡愁。侯孝贤不断在个人书写中重复“乡愁”的情感，这既是《童年往事》有外省人对内地的无限怀念与向往，是《海上花》中对旧上海烟花柳巷灯火阑珊纸醉金迷的意淫，亦是《悲情城市》中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对台湾的惦念。前辈巨匠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中，不断重复的正是对逝去时光的怀念。二战后，各种古装片在日本大行其道。小津的作品作为时装片，看起来展现的是当时日本社会恬静、内敛的人际关系。但实际上，这些影片与战后初期日本万业凋敝的社会状况毫无关联，更与其后借助朝鲜战争获得经济腾飞的日本迫切希望改变国际地位的政治诉求风马牛不相及。小津在电影中不断表现的，不过是对大正（1910-1925）后期至昭和（1925-1988）初期彬彬有礼的士绅家族生活无限的怀念罢了。 《咖啡时光》讲述刚刚从台湾采风回到日本的年轻女作家阳子，在东京庶民区的家中短暂停留后，回到位于高崎的老家，看望父亲与继母。到家后，她因太累直接睡了过去，错过了晚饭。半夜起来，继母为她热饭，阳子淡淡地告诉了继母怀孕的消息，对方是台湾人，但她打算自己把孩子养大。阳子回到东京后，不断探访二手书店店主阿肇，拜托他帮忙找寻台籍作曲家江文也的资料，并按图索骥重访江文也曾经去过的书店，找到了江文也在日本的遗孀。为感谢阿肇帮自己找资料，阳子赠给他一个铁路开通纪念怀表，并请他喝了杯咖啡。一次阳子在常坐的电车上迷糊睡去，恰巧喜爱录下各种电车声音的阿肇搭乘同车。列车到站，二人静静站在月台上，阿肇继续录音，阳子默默站在其身后一尺的距离。影片结尾，在纵横交错的轨道上，来自四五个不同方向的列车或急或缓地驶来驶去。 我认为，《咖啡时光》历历展现了侯孝贤的乡愁，正是这种乡愁，打通了侯孝贤与小津的文脉差异。但，侯孝贤在《咖啡时光》中所表达的乡愁，与其前期作品有较大的不同。影片是他对于三角关系的一种理解，或者说是一种三角的乡愁变奏。 首先，《咖啡时光》的日本题名为“珈琲時光”。对于“咖啡”一词，侯孝贤使用了昭和时期日语的“珈琲”，而非现代的外来语表记方式“コーヒー”。日语中是没有“时光”这个词汇的。侯孝贤在与日本著名电影理论家莲实重彦先生对谈时，侯孝贤谈到他印象中没有中国电影题名使用过“时光”一词，时光作为典型的中国词汇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珈琲时光”就成为台湾出身的侯孝贤对昭和时期的怀旧和对中国身份指认的表征。 其次，影片的主线是寻找江文也。从未在影片中出现的江文也作为历史真实人物，本身居于双重三角关系之中。生于台湾，旅居日本的江文也，20世纪30年代即以前卫原创的作曲风格，在日本成为锋芒毕露的青年音乐家，更以《台湾舞曲》扬名国际。江文也深刻理解西方文化与现代音乐，同时又竭力存留中国音乐传统。1938年后，他往返于北平与日本之间，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政府认定为“文化汉奸”，失去日本国籍，将妻与子留在日本。无奈之下，江文也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