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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论文资料库:《对非法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及处罚》 --刑法论文资料库:《对非法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及处罚》 摘要: 本文通过选取北京市法院系统审理的典型案例,对非法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及处罚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案例,代写刑法论文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四)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含义,及如何掌握非法经营罪中“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传销；非法经营罪；处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树青、王立业于1999年5月通过他人与上海先利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先利公司)总经理张永斌(又名张健)及副总经理赵文法相识。经商定,杨树青、王立业同意在北京筹建先利北京分公司,并按照张永斌提出的“复合式加盟特许经营”模式进行经营。1999年8月,被告人杨树青以负责人的身份,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工商局注册登记了上海先利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1999年6月至2000年3月,被告人杨树青、王立业招募宣传促销员及代理商,向每个宣传促销员收取人民币280元1份的加盟费,再提供给实物产品,承诺3个月内返还人民币420元的高额回报,用后加盟者的加盟费支付前加盟者、代理商及分公司的各种费用,代理人按其发展的宣传促销员的份额获得服务费、代理费。 现查明,该项业务未在上海先利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执照规定的经营范围内。到2000年3月案发,该公司共发展宣传促销员14,245人,收取加盟费人民币4,689万余元,已返还给宣传促销员的金额人民币3, 436万余元(其中返还加盟费本金人民币2, 519万余元,本金之外返利金额人民币916万余元),尚欠本金人民币2,169万余元,其余款项中向上海先利经贸有限公司汇款人民币538万余元,为代理人发放劳务费、代理费人民币457万余元,该分公司开销人民币21万余元。余款人民币230余万元由被告人杨树青、王立业所得。 1999年8月,被告人赵玉红与先利北京分公司签订了区域代理协议,现查明,赵玉红先后发展宣传促销员两千人,收取加盟费人民币789万余元,现已返还人民币544万余元,尚欠本金393万余元。被告人孙佐强在赵玉红做区域代理期间,帮助赵进行宣传、收取加盟费、领取宣传品、在发展宣传员的申报表上帮赵玉红签字。赵、孙2人共获利人民币28万余元。 二、案情分析 关于本案的定性,主要存在以下3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杨树青等人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理由是:上海先利公司主要负责人采用所谓“复合式加盟特许经营”的模式进行非法集资,其行为具有“抬会”的性质。上海先利公司主要负责人张永斌等人在案发后携巨款潜逃,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北京分公司及负责人杨树青等人的行为与张永斌等人的行为一致,属于帮助他人进行非法集资,虽没有携款潜逃,但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管理制度,所以应按共同犯罪处理,属于集资诈骗共犯中的从犯。 第二种意见认为,杨树青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理由是:杨树青等人听信了张永斌等人的宣传,在所谓“复合式加盟特许经营”的理念下,按照上海先利公司制定的方式进行操作,以“买单”的名义在社会上向不特定人员广泛吸收公众资金,并以高额的回报作为手段来还本付息。从客体上说,这种行为逃避了国家对吸收公众存款的监督管理,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其行为符合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杨树青等人在国家明令禁止传销和变相传销后,筹建了公司,从事国家明令禁止的传销行为,情节特别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 笔者认为,认定本案的关键在于对杨树青等人采取“复合式加盟特许经营”模式进行的违法活动性质的理解。杨树青等人的行为应认定为传销行为,属于《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四)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具体理由如下: 现行《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源于1979年《刑法》规定的投机倒把罪,由于罪状表述过于笼统,以致司法部门把一切与经营活动有关的违法活动都作为该罪处理,成为1979年《刑法》著名的“口袋罪”,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成为1997年刑法修订中为众所诟病的热点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步确立,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通过指令性经济命令和经济计划管理经济,严禁个人掺入经济领域的局面,鼓励经商,允许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逐利润,而投机往往就意味着商机,投机倒把的罪名已不合时宜。鉴于此,修订后的《刑法》对1979年《刑法》规定的投机倒把罪进行了分解,规定了非法经营罪,对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进行规制。 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