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人才准备(1).pdfVIP

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人才准备 赵晓华+ 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法律人才的培养选用与一个国家法治的 前途是息息相关的。如同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法律制度 所得到的尊严与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 广度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的责任感的性质与强度。”①清末法制 改革中，与制订新律几近同时的，培养具备专门知识、经过专业训练 的法律人员已经成为迫不及待之事。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多 次从各个角度提到培养新式法律人才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如果新律 既定，而“各省未预储用律之才，则徒法不能自行，终属无补”，②“法 律成而无讲求法律之人，施行必多阻阂，非专设学堂培养人才不可”⑧。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养成审判人才，即为筹办审判厅之第一 要义”。在时代发展的要求下，清政府不得不将法律人才的储备和法律 变革紧密结合起来。总体来看，清末法制改革开启了新式法律教育模 式，初步建立了法律人才的选拔任用制度，但是因为时间和当时社会 环境所限，法律人才的准备不足依然成为困扰清末乃至民初司法制度 近代化的重要因素。 概而言之，清末法制改革中清政府对新式法律人才的培养方式主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①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第507—508页。 ②丁贤俊、喻作风《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7l页。 ③沈家本：“法学通论讲义序”，载《寄移文存》卷6。 556 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筹办各省法政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率先奏请 在京师设立法律学堂，考取各部属员，毕业后派往各省，“为佐理新政 分治地方之用”。沈、伍二人同时还建议在各省课吏馆内专设仕学速成 科。自候补道府以至佐杂，凡年在40岁以内者，均令人馆肄业，本地 绅士也可附学听课，学制三学期，每学期六个月，共计一年半。同年 十月，旨在“改良直隶全省吏治，培养佐理新政人材”的直隶法政学 堂成立并开学，招生对象为45岁以下的直省候补人员①。自光绪三十 一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全国各省纷纷成立法政学堂，大都由原课 吏馆改设。其中大都设有速成科，或称讲习科、简易科等等，学制一 年至一年半，用以尽快满足新政的人材急需问题。直至宣统元年，全 国共设有法政学堂47所，学生12282人，分别占学堂总数的37％和学 生总数的32％。这些多限招收“已仕人员”的法政学堂，主要是对在 职文官进行补课式的法律培训。② (二)对私立法政学堂的合法化及推广 宣统二年(1910年)，随着新政的逐步开展，各省谘议局成立，各 级审判厅、各级地方自治次第施行，清政府意识到，必须“广加培成” 来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迫切需要：“所有议员自治职员审判官吏，非 有法政之素养不足以趋赴事机，需才既广，自宜广加培成以资任使”③。 在通行各省应次第扩充法政学堂的同时，清政府令各省有位于省会地 方，且“经费充裕、课程完备”的私立法政学堂可以呈请设立，即将 私立法政学堂合法化。几个月后，清政府又下令推广私立法政学堂， “凡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经费充裕课程完备者，一律准于呈请设 立法政学堂，以广造就”④。 ①《直隶总督袁奏拟定法政学堂章程规则折》，《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九期。 ②贺卫方：《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③朱有撤：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 490页。 ④朱有撒：同注③引书，第491—492页。 557 (三)举办留日法政速成科及考试任用留学生 甲午战后，一大批有志之士走出国门，开始学习西方、日本的先 进文化，但由于清政府的限制，留学生中学习法政者人数较少。为了 满足新政对人才的急需，光绪三十年(1904年)，经日本法政大学校长 梅谦次郎与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达成协议，日本法政大学在东京为中国 留学生设立法政速成科，由清政府选取在官及候补官员、或者有汉文 根底、二十岁以上士绅中之有志者入学，学制一年半，每学期六个月。 培养毕业生共计1145人。此后，留洋习法形成热潮，许多人通过各种 途径前往日本、欧美研习法政。 在为清末法制改革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