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谐到家-外企里党支部.docVIP

及谐到家:外企里党支部很多外企意识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党团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党支部是一种建立联系的方法，可以让外企更好地了解共产党，然后可以将公司的工作和党考虑的事情联系起来。 以“承诺到家”、“关爱到家”、“积极到家”为价值观的家乐福，最近提出了“和谐到家”的新口号。2012年6月26日，家乐福在北京举行“和谐日”活动，一个重要环节是：成立北京家乐福党总支、团委。 在华外企的党建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北京家乐福算是赶了个晚集。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投资促进局党委所属外资企业，已经建立了111个外资企业党组织，覆盖面100%，规模以上的外资企业，都已成立了独立的党组织。 但作为世界知名的大型外资零售企业，家乐福成立党团组织，被舆论视为外企日益本地化的风向标。近年来，越来越多在华外企建立工会和党团组织。 另一方面，外企党建工作也被日益重视。新近“出炉”的十八大代表名单，出现了外企党支书的身影。诺基亚西门子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人事总监成莉当选上海市的十八大代表。外企党员参加全国党代会，这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自上世纪80年代外企重新进入中国开始，由于意识形态和企业文化的差异，外企对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环境的适应显非易事。中西方不同的企业和政治文化，经历了怎样的磨合过程？ 曾经吃了不少闭门羹 按照家乐福相关负责人的说法，自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家乐福逐步了解到，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党团建工作对提升家乐福的企业文化、密切员工关系、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了党团组织，“家乐福将更好地搭建和谐发展平台，促进企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相对于国企齐备的基层党组织，外企的党组织要薄弱得多。2010年，商务部一项涉及16.5万多家外企的调研表明，只有1.4万多家外企建立了党组织。 外企陆续设立独立的党支部，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1990年第一家入驻上海浦东新区的世界500强企业杜邦，在上海外企中最早成立了党组织。由于当时中国还不允许外商独资，中方派出的管理人员在进驻合资公司的同时，党委也随即成立。 双方意识形态的鸿沟不言自明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师唐睿对记者说，“很多外企按照在本国的理解，认为政党就是一个竞选组织，于是不准政党类组织或者竞选类组织在企业内活动，害怕影响企业。他们觉得政治组织是另一种利益组织，而企业是创造利益的组织，二者不搭调”。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外企党建工作刚开始时，主管部门的党委工作人员拜访外资企业管理者，常要提前半个月或一个月约定日期。到了约见日，往往还要坐冷板凳等上大半天，甚至吃闭门羹。见面时，外方听说要在企业成立党组织，常十分不解。一个美国老板甚至提出：我们现在有三位共和党员，可不可以也申请成立“共和党支部”？ 广东南油外服党委副书记柯榕林还记得，1997年，有个员工去外企面试，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最后外国老板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犹豫了半天说“是”，结果被刷下来了。 新世纪以来，随着外企在华持续扩张，隐形党员急剧增多。但中国对外企“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成见，十六大后才被完全打破。十六大修改的党章首次对非公企业党建作出明确定位。2005年，中组部下达有关非公企业党建的五年全覆盖规划。 2005年前后，一场地毯式寻找“隐形党员”的行动在上海密集展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办在大楼里粘贴告示，逐栋逐层挨个找，也吃了不少闭门羹。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办主任吴爱静回忆，有一次，她到了一家美国IT企业查访，结果进不了门，保安非让她说出要找谁。没办法，吴去找大楼物业打听，这家公司缴物业费的人叫什么，最终才进了门。 党支部“法宝”：为员工服务 曾当过一个国有银行某支行副行长的董述寅，2005年加盟渣打银行（中国）。当时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是党员。外企入职表上，没有“政治面貌”栏，很多党员直接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入职渣打银行时，董述寅去吴爱静那儿转组织关系。吴发现他之前在国企和学校都担任过党支书，问他愿不愿意为党做些工作。董最初没答应。“当时对外资银行文化还不了解，担心对职业生涯有负面作用。”但经不住吴的游说，应了下来。 因为党支部在外企不“执政”，党支书成了关键人物。“除了要有党建经验，愿意牺牲业余时间，党支书还必须有一定的行政职务，不然谁听你的？”上海外服外滩业务中心党委书记黄敏说。他们下辖的80多个外企党支书，一半是外企的人力资源总监。 董书记走马上任后，渣打银行每新来一个党员员工，到吴爱静那里转关系时，吴就把他介绍给董述寅。遍布陆家嘴的大小餐馆，成了董跟“部下”的约会地点。“就是闲聊，外企都是直线管理，横向部门之间沟通很少，这可以让我们很快熟悉起来。”董回忆。 但光闲聊是远远不够的。在机关和国